——人生最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活着，钱没了！

美国人的信贷消费引发一场灾难，中国人保守储蓄的习惯却是过冬时最好的一身棉袄。

在小品《不差钱》中，有一段经典对白。
小沈阳：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掉！
赵本山：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人活着，钱没了！
有两位老太太在天堂的一段对白，与《不差钱》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老太太：我攒了30年钱，晚年终于买了一套大房子。
美国老太太：我住了30年的大房子，临终终于还清了全部贷款。
两段对白巧妙影射出保守型与激进型消费观的冲突、中国储蓄节俭型社会与美国信贷消费型社会的反差。
有人说，中国人是为别人活，更喜欢存折；美国人是为自己活，更喜欢信用卡和支票。说中国人为别人活，是中国人长期恪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开源节流”的守财之道。他们拼命挣钱，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是因为对未来没有安全感，担心天灾人祸，担心生病，担心孩子，苦苦积攒一点家产全都为了留给后人。说美国人为自己活，是美国人有丰厚稳定的社会福利，他们不用为未来及孩子担心，他们对储蓄没有任何兴趣，而是乐于通过信贷消费购买豪宅、汽车和游艇，提前享受幸福生活。
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曾概括过钱的四种用法：一、你为你用你的钱，用钱者既注意节约,又注意效果。二、你为他用你的钱（送礼）,用钱者只注意节约,不注意效果。三、你为你用他的钱（公款）,用钱者不注意节约,只注意效果。四、你为他用他的钱（公共建设）,用钱者既不注意效果,也不注意节约。
在不走极端的前提下，保守型与激进型的消费观并无优劣之分，关键是你能不能跑赢钱。但经历一场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之后，人们发现，美国人的信贷消费引发一场灾难，而中国人保守储蓄的习惯，无疑是过冬时最好的一身棉袄。（文/何雄飞）

——山寨的，才是中国的！

草根、敏捷、开放、创新与低成本，反权威、反垄断、反主流，是山寨经济的江湖印记。

在主流社会精英分子的辞典里，山寨的同义词是草莽、粗陋和农民。
唯品牌论、血缘论者，就像忽视自己出身一样，会刻意忽视“中国制造”的“山寨尾巴”，不时祭起国际品牌与中国创造的大旗，但在现实层面，“8亿衬衫换一架飞机”才是中国制造的鲜活缩影。
山寨经济肇始于门槛低洼的手机业，并迅速从手机、数码、电脑、服装、汽车制造业蔓延至娱乐文化业，山寨手机、山寨电脑、山寨时装、山寨汽车、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山寨电视剧、山寨《百家讲坛》、山寨诺贝尔奖……大有“无山寨，不中国”之势。
山寨不土，至少，它在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的全球价值产业链中，不再仅停留在利润稀薄的制造环节，而是像“蚂蚁雄兵”开始向前端研发、后端营销进行渗透，令跨国公司夜不能寐被迫应战。遥想欧美与日本当年，亦靠山寨发家。
敏锐的经济学家发现，山寨经济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除了工业化不能全面吸收第一产业过剩的劳动力外，与政府的高行业进入壁垒、高牌照费用以及腐败紧密相关。
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证明，外资巨无霸噬血而且精明，国资有着铜墙铁壁的护佑，民营资本很长一段时期被挤压在一个狭小的角落自生自灭，唯有借助“老板睡地板”的“山寨精神”，才得以生存。至少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山寨现象已不是少数中小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经济中的后发经济体所体现出的结构性特征。
山寨中国另一成因是贫富分化。占据中国人2/3的农业人口，处在社会权力金字塔的底座，他们付出血汗，却一直是财富和利益边缘体，因教育水平和消费能力低，身上传统的农耕文化在进城之后又迅速被消费文化所摧毁，穷人只能通过山寨式的崇拜与模拟来向富人学习生活，富人则通过补偿性、想象性的消费来填补心灵缺失，他们在事实上成为山寨商品和山寨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
当年农业学“大寨”，今天工业学“山寨”！一句乐观的口号会是：“山寨，中国未来的创新活力源！”中国未来的波音、GM、Intel将孕育在山寨的摇篮里。（文/何雄飞）

——屁股决定脑袋

屁股最能决定脑袋的，非经济学家和官员莫属。

“屁股决定脑袋”的雅称是“位置决定想法”、“立场决定观点”、“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鲁迅先生说，“从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先生又说，“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饥区的灾民，大约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要论中国谁是“屁股决定脑袋”最具代表性的一群，恐怕非经济学家莫属。
这年头，“教授越来越像农民，农民越来越像教授”，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只剩下“不超过5个”，而其他那些被怀疑为利润集团撑腰的经济学家，似乎成了一群“脑残”的“庄家”或“砖家”，时不时就脱口吐出一条骇人语录：
房价是被“钉子户”、“未婚女青年”推高的，“房价涨得快是好事”；“现在买房，就是爱国”；“房价还要持续上涨20年”；“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只有拉大中国的贫富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腐败是改革的成本”……
“屁股决定脑袋”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一群人，地方官员。
房产局局长：查处降价亏本卖房子，是对老百姓负责；市委书记：政府“救楼市”是为了救百姓；秘书长：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海事官员：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县委书记：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抹黑；卫生局副局长：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茅于轼先生在《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中的感慨，可谓正中时弊。（文/何雄飞）

——股市猛于虎，房市猛于股

“你才中石油呢！你们全家都中石油” 。

除了靠买彩票中500万以外，股市和楼市是中国人一夜暴富仅存的两条狭窄通道，也正因如此，这里也聚集着最多的炒家吹拉弹唱，随时准备血洗清盘。
说“股市猛于虎”，有段子为证：“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别墅进去，草棚出来；西服进去， 三点式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黄世仁进去， 杨白劳出来；姚明进去，潘长江出来；地球进去，乒乓球出来”，或如散户股歌：“去年《死了都不卖》，今年《只要不亏》”。如果想借机骂几句中国股市，建议使用“你才中石油呢！你们全家都中石油”。
早在2004年，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说过，中国股市就两句话：“政策托市、股市圈钱”。股民的概括是中国股市就一条单向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黑股、黑庄、黑嘴是股市的三大毒瘤。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只跌不涨的股市，也不存在只涨不跌的楼市，但是并不理性、规范的市场和狭窄的投资渠道，令炒家在股市和房市这块跷跷板上云集，裹挟进大批做着发财梦的家庭主妇、失业者、农民、大学生、的哥、清洁工、退休老大爷老大妈以及和尚和尼姑。谢国忠曾在《职业炒家的把戏》里描绘：经验丰富的资本玩家从空气中嗅到了利润的气息。他们所有的时间就是观察地产、股票和货币市场。当他们感到条件成熟，全体进场创造人气；当人气一旦建立，街上普通人就会变得冲动而加入进去。那时，便是职业炒家们抛售筹码盈利的时候。一旦泡沫紧缩，他们通常会在各类高尔夫课程上消磨时间，等待下一次机会来临。计算小投资者什么时候再次冲动起来真是一种精致的艺术。
有人这样总结，中国股市的最大赢家是国家、上市公司、券商、庄家和股评家，最大的输家是散户；中国房市的最大赢家是国家、开发商、炒房团，最大的输家是普通购房者。（文/何雄飞）

——钱多，人傻，速来！

“钱多”代表巨大的财富蛋糕，“人傻”代表容易通过炒作获利，“速来”代表要抓紧机遇。

据传，潘石屹和冯仑在当年海南地产热中赚到第一桶金后，老潘窜到北京考察市场，他吃完一只烤鸭，转悠一番后，马上给冯及几位密友发了份电报：钱多，人傻，速来！
只有短短6个字，却深刻揭示出了中国人贪婪与投机的一面。30年来，无产者们一直念念不忘5次一夜暴富的最好时机。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在“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满腹牢骚中，不甘寂寞者纷纷“下海”，或倒腾外贸服装，或开复印门市部，“拿批文倒物资”。那时，人们的口头禅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第二次上世纪90年代“海南地产”。海南大开发当时成为中国人的一场集体投机狂潮，海岛上每天都在上演“空手套白狼”的财富游戏，直至最后泡沫幻灭，留下一堆烂尾楼，许多人黯然离场。
第三次上世纪90年代“原始股热”。“股疯”们重回“冒险家乐园”，以小搏大，从深圳到上海，人人纷抢认购股权证，杨百万属其中发家的经典个案。
第四次是2000年后的“网络狂潮”。只要你手握一份计划书，会讲故事，就能找到投资者，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化投机中，没有人反思网络里到底藏着泡沫还是黄金。
第五次是2007年“黄金牛市”。街头巷尾每天都在传说邻居一夜暴富的故事，就连去买菜的老太太都会凑到交易所门口打听：股票多少钱一斤？人人都是“股神”，个个都是“带头大哥”，到了最后退潮时才真正发现谁是裸泳者。
从炒地、炒房、炒邮票、炒股、炒大哥大、炒普洱、炒红木、炒兰花、炒藏獒到炒和田玉……中国人的眼睛都是“绿”的，中国新富阶层多数是在投资房地产、制造业、零售业、信息技术等高增长行业之后迅速积聚了财富，他们十分偏好“机会主义”的创业模式，笃信苏黎士投机定律：下大赌注，不要怕赔钱，不要怕让自己心理受到创伤；尽早获利了结；当船开始下沉时，不要祷告，赶快脱身；绝对不相信任何能预测未来的先知；混乱并不危险，相信规律才危险；只要是能够合理解释的直觉或预感,就可以作为投机活动的依据。
投机与理性本是投资硬币的两面，但欲望常常让人丧失理性。一位曾经贪婪的普洱茶商就曾感慨：“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倾家荡产了，当时，许多人的行为就像傻子。”（文/何雄飞）

——有房才有家

家庭一直是中国人的宗教、保险公司和庇护所。

如果解构“家”字，会发现“宝盖”下压着一头“猪”，这代表了中国人对“家”的所有朴素情感。对“有房才有家”的阐释，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海子说“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潘美辰说“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有房才有家，安居才能乐业，房子是安身立命之所，可以遮风挡雨，可以尽享天伦之乐，房子里承载着中国人内心最温暖和最私密的部分。人人心中都有一套完美的房子，人人都渴望“住得像个人样”，像生活家一样诗意地栖居。这也就是当龙永图质疑为什么人人要买房时会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从筒子楼、集体宿舍、福利房到经济适用房、商品房，房子身上，集聚了中国人仅存的一点尊严、智慧和积蓄。在家的意义之外，房子还是农村青年进城奋斗是否成功的标志，是否结婚的筹码。据说，上海女青年就把男人分成四类：一是有房有车没有房贷；二是有房有车有房贷；三是有房无车有房贷；四是无房无车无房贷。第一类可马上谈婚论嫁，第二第三类可先考察后谈婚论嫁，第四类则“免谈”，“无房不婚”。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房奴”喜欢说“回家”，“租房客”喜欢说“回住处”，这反映出人人乐当“房奴”的一个普遍社会心理：买不起大的买小的，买不起新的买旧的，买不起贵的买便宜的，实在买不起，租也要租得起。
一本叫《死也要买房》的书里说：房子里有你的呐喊，你的梦想，你的困惑，你的生活……然而，在被开发商、地方政绩、投资客裹挟下节节攀升的房价面前，“房奴”、“不买房运动”发起者和钉子户们除了仰天长啸“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外，没有一点办法。（何雄飞）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因为穷怕了，所以中国人都极其爱钱。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最早出自上世纪90年代《编辑部的故事》侯耀华之口，另一句类似的话是“人活着需要钱，但不能只为钱活着”。
一段流传甚广的荷兰谚语对其做了最好的注释：钱可买楼,但买不到家庭；钱可买钟表，但买不到时间；钱可买床，但买不到充足睡眠；钱可买书，但买不到知识；钱可买医疗服务，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买地位，但买不到尊重；钱可买血液，但买不到生命；钱可买到性，但买不到爱。
中国人自小就处在“粪土派”和“拜金教”的金钱纠葛中。
“粪土派”认为，“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金钱是罪恶的根源”，“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和我谈钱，谈钱伤感情”，做人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他们面临的社会现实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什么千万别有病，没什么千万别没钱”。“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尴尬还在于，“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变坏就有钱”。
“拜金教”推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人民币服务”，他们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磨推鬼”，有钱就能摆平一切，但他们的尴尬是“穷到只剩下钱”、“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
“中庸派”则号召大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做金钱的主人,莫做金钱的奴隶”。
穷怕了的中国人对钱有着极其复杂的情结。他们喜欢钱、会赚钱、爱攒钱，逢年过节爱用“恭喜发财”来讨口彩，门上爱贴“招财进宝”，家里或商铺喜欢摆招财猫、财神爷，吃条整鱼图的是“年年有余”，选“888”的手机号、车牌号图的是“发发发”。（文/何雄飞）

——三十而富

“如果你三十而未富，那你这辈子很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除非天降横财。”

“三十而立”和“三十而富”一样带有成功学的遗毒，但却代表了当下中国新富人群赚“新钱”、过新生活的普遍社会心态。何谓“新富”？他们是“那些得益于20世纪后25年基于高科技产业的繁荣兴盛而顺势拥有巨额财富的年轻新贵”，职业分布于电脑、网络、通讯、生化科技、新媒体、服务业等，他们手中的货币介质从古代的盐到丝绸到银器到黄金到纸币到股票，再到电子货币、信用卡、网络虚拟货币。
松下幸之助、霍英东、默多克、李嘉诚、理查德?布兰森、刘永好、比尔?盖茨、阿布拉莫维奇……作为昨天“三十而富”的财富偶像被膜拜；刘翔、章子怡、丁磊、陈天桥，成为今天“三十而富”的代言人；李想、茅侃侃、戴志康、高燃、姚建军、韩寒、郭敬明、姚明、丁俊晖则缔造出“二十而富”的新神话。
“三十而富”者是消费主义的背离者，很少盲目追求热点和消费潮流，是人格价值经济化的认同者，他们并非借助《新钱：三十而富的秘密》、《三十而富黄金方案》、《三十而富：30岁前速成百万富翁》一类的成功学书籍发家，但却一直想在30岁之前干好10件事：成为本行业尖子；要有个人品牌；感情安定；明白自己的短处；清楚自己的长处；储备一定的翻本钱；建好人际关系网；学会授权他人；在某些时候三缄其口；对人忠诚。
近50年来，全球百万富翁的平均年龄从62岁降到38岁，百万富翁的队伍正日益年轻化，其资本规模也不是以百万计而是以十亿计。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三十而富”族群是依靠中国崛起而迅速致富的“华人雅皮士”，他们或在跨国公司担任管理工作，或自主创立新经济公司，有房有车，热衷休闲生活，强调品位、及时享乐，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休闲消费的中坚力量。
“快中国”所倡导的现实价值体系是，“成名要趁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二十而立、三十而富、三十五岁退休”，旧“三大件”——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换成“新五子登科”——房子、车子、儿子、票子、帽子，持续的焦虑与急功近利困扰着独生一代的“30岁族群”，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三十而富”的更大一种可能是“三十而负”，成为房奴、车奴和卡奴。(文/何雄飞)

——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升级版：又好又快地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提出的观点，“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一句至理名言，如果放到国家层面，可以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才是硬道理”，因为弱国无外交；如果放到产业层面，可以是中国石油、化工、电信、汽车、房地产、股市“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放到家庭与个人层面，可以是薪水、职场、爱情、婚姻、财运“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型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节点上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定副作用。
要是没有“又好又快地发展”、“科学发展”，“发展”就可能是地方政府唯GDP马首是瞻，为了当地“经济发展”而牺牲百姓个人幸福，一方面化工厂、造纸厂、小煤窑、小炼焦纷纷上马，大工厂大烟囱林立，地方税收猛增，另一方面是青山不青绿水不绿，利益集团抱团化，贫富悬殊化，社会矛盾加剧化：农民工PK包工头，欠薪者PK走佬，患者PK医生，钉子户PK拆迁队，业主PK物业，小贩PK城管，受害人PK公安局。
正因如此，与“发展才是硬道理”并行不悖的另一个逻辑是“稳定压倒一切”，因为“任何小事，乘以13亿，都会变成大事；任何大事，除以13亿，都会变成小事”。（文/何雄飞）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对时间与效率的空前强调，背后显露出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谋求快速发展的迫切心态。

1982年,深圳蛇口喊出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誉为是中国挣脱计划经济樊篱走向市场经济、吹响改革开放号角、“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
时任蛇口管委会主任的袁庚冒着要被扣“大帽子”的风险喊出这句口号，是感慨于香港资本家的时间和效率意识。当时，中国内地虽然开始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多数人还耻于谈钱。有人认为，袁庚比资本家还要狠，又要钱、又要命；老干部也惊呼，“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直到邓小平出面表态，争议才得以平息。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过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现代版。它成为当时“三天建好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闯着走，遇到绿灯抢着走”的广东精神的最好见证。
这句口号跟后来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崇尚成功，宽容失败”一脉相承，都是深圳精神的代名词。有人因此认定深圳人是“革命家”、“探险家”、“拓荒者”、“老黄牛”、“科学家”和“实干家”。
对于时间与效率的空前强调，其背后显露出的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态。诚然，它在鼓动造城者加快工期、激发创业者激情、搞活市场经济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在速度面前，今天的深圳陷入到一种因为制度贫血而担心被“抛弃”的困扰之中，中国制造也因“血汗工厂”、“粗制滥造”、“低价倾销”而被世界广为诟病。（文/何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