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全国两会除了代表、委员们参政议政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功能。比如，有些省的领导就在会上现场邀请大的企业集团去该省投资。

现在，一些地方领导们的日常工作就更是以拉投资为主了。比如，新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已把招商引资当做自己的第一大政绩目标，这个目标已经逐级分解、层层必达。仇和还准备成立35个招商局，辅以高额的奖罚措施，令其分赴沿海各地。所有下级官员当然也必须全力配合仇和这一施政纲领。仇和已经表示：整治投资软环境，必须拿出硬招子，处理到人头：“谁损害昆明形象，谁就是跟全市人民过不去！谁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

书记如此重视招商引资，呈贡县一位副局长竟然不识相，在仇和参加的全市招商引资会上打盹，当场被仇和点名批评，事后因“破坏招商形象”而被勒令辞职。如此雷厉风行，想来不出一年半载，招商引资就会有很大成绩。

事实上过去十几年间，类似的故事在全国各地随处上演。那么，这样的企业、借助这样的企业所获得的本地经济快速增长，对于本地民众来说，究竟是好是坏？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基于权力的傲慢所产生的自负。不论是一个县、一个市还是一个省，其社会结构显然是高度异质的。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权利、利益诉求。确实有一些民众跟官员们一样具有物质主义的心灵，他们喜欢经济增长，对本地经济建设成就十分自豪，不管这成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也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更看重宁静的生活、环保、独特的文化遗产等等，领导拉投资对于这部分民众来说只有负面意义，这会直接、间接地损害民众珍视的那些价值。

经济增长或许真的是个好东西，但是，在政府把经济增长当做最重要的工作的政治架构内所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其好处却反而更加含混了。它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把经济增长的坏处放大出来，经济增长与社会其他价值的冲突显得异常的尖锐。

问题的症结似乎在于，经济增长本身支配了政治过程。显然，经济活动只是人类所要处理的事务中的一个部分，而且，经济活动不论是对个人、对共同体，都只具有工具性价值，而非目标性价值。个人从事经济活动、共同体追求经济增长，是为了获得资源、以满足人生或共同体更要紧的其他需求，最概括的说法，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因此，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要让这样的价值支配作为一种工具的经济活动、经济增长。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关系却颠倒了，很多个体成为纯粹的赚钱机器，很多政府成了增长机器。本来，各个地方民众的需求必然是不同的，一个地方民众的需求也肯定是多样的，那么，政府就该通过政治过程发现这种需求，形成多样的施政目标。但现在，这样一个政治过程完全被省略了，经济增长被强制确定为本共同体的单一目标，经济增长甚至成了政府所要追求的价值本身。权力当然因此而严重扭曲，它不是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充当仲裁者，而是毫无顾忌地照顾那些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群体。

在这样的共同体内，不可能有幸福可言。如果没有道德来约束，个体对财富的追求必然把人性中最恶的部分激发出来。亚里士多德又说过，共同体的幸福就在于正义，没有正义做基础，光财富本身不能为共同体带来幸福。相反，这样的财富反而会让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关系趋向紧张、乃至于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