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主义

秋风

2008年5月21日在中评网《民族主义：什么定义？谁的定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有的人把民族主义翻译成“国族”主义，我认为这个翻译更恰当一些。因为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实际上就是现代国家创作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现象，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不知道民族是一个什么东西，民族这个事物本身，就是在早期西方战乱之后、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所构造出来的一个东西。有很多研究民族主义的西方学者都是这么看的，民族被称作“想象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是中国人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以，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现代现象。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在现代国家逻辑的一个延伸，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的理念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现代国家的理念和传统的、比如封建制的国家，或者是古希腊文明，或者是中国古典国家，对于国家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比如，现代国家理念中有一种强烈的物质主义的取向。因为它是在基督教世界解体、欧洲各国君主进行战争的环境中产生。这种国家比较崇尚实力、暴力、财富等。经济学也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兴起的，这也是有意思的现象。斯密说的“国民的财富”，也就是国族的财富。相反，古典国家理念更重视德性。
还有另外一个区别。古典国家理念是内向的，致力于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平衡、协调。现代民族国家则是外向的，透过与外部的紧张关系确立、维系自己的存在。这种与外部的战争关系又会投射会国内，民族主义倾向于在共同体内部寻找敌人，如果没有，就制造这个敌人。中国民族主义在这方面就很典型，人们发现和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汉奸，并且把更多精力用于对付内部的敌人。

下面谈谈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中国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个观念和政治工具。它的形成借助于精英的呼吁，现代大众媒体塑造了一种共同的想象。还有现代教育体系的灌输。舆论和现代教育体系通过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
中国现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同时指向内部和外部。民族主义对外的一面的诉求是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主要是打破不平等的条约体系，赶走帝国主义。应该说，这种诉求是完全可取的。
但为此，民族主义就形成了对内的一整套策略。说起来有点奇怪，民族主义与全盘地反传统主义之间有很紧密的关系。民族主义要创造出直接归属于国家的国民，而当时很多仁人志士都认为，中国传统观念妨碍了人们成为国民，所以，从孙中山到梁启超，包括胡适，都抨击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意思就是说，民众没有完全被整合到国家这套组织体系里面去，只知小共同体，而不知国家这个大共同体。于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者会强烈反对家庭、家族，中国社会、传统社会，甚至他们会反对行会、商会这些组织，他们认为，这些组织妨碍人们成为直接效忠国家的国民。因而，现代民族主义与反传统主义之间的距离，仅一步之遥。
民族主义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观念潮流，比任何潮流的影响都大。中国现代以来的几个政体，包括民国和现在的共和国，都与民族主义有很深的渊源，或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民族主义。
恰恰因为它们依靠了民族主义，所以，这两个政体都存在共同的、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在西方也很明显，比如德国、日本，就是受民族主义影响比较深的国家，所建立起来的政体都有非常严重致命的缺陷。国家具有明显的军国主义倾向。
在中国现代政体建立过程中，民族主义基本上都是军国主义者。蔡元培这一代人几乎都是军国主义者。他们训练现代国民的办法就是推行“军国民教育”，让每一个普通学生都变成士兵。你去看上个世纪头10年到20年，军国主义者遍天下。人人都穿着军装。
结果，后来建立起来的几种政体，都是国家主义的。国民政府建立了党治秩序，试图消灭这个社会中间所有的团体，直接控制每一个人。这正是民族主义的逻辑要求。
总之，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必要的，但是，由此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却内在地具有严重缺陷。我们今天仍然不得不解决这些缺陷。

至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它最大的一个特征，是其虚幻性，想象的成分太多了。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充满想象的，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想象尤其离奇。
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么一个事业，基本上在上个世纪中期就完成了，非常重要的环节是抗日战争。这场战争使得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基本上成立了，因为这场战争让全体国民动员起来。作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已经成立了。同时，通过这场战争，不平等条约体系完全被推翻，中国也成为一个强国，建立了宪政制度，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及常任理事国。所以，从对外和对内两个角度看，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事业了。
但是，由于民国政府的政体上有一些问题，结果导致内战，最后建立了另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同样存在很大问题，为了论证自己的正当性，就重新叙述了一遍历史，尤其是现代史。这个现代史仍然重复了当时民国政府为了构建这个民族国家所使用的一整套话语，甚至刻意强化了关于受外人屈辱的记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教育，就是在灌输这些内容。中国在抗战胜利时就已是一个强国了，但六十年之后的现在，人们仍然要求世界承认我们是一个强国，似乎仍然觉得，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人们的这种情感当然是真实的，但是，产生这种情感的一些事实却是不可靠的。
为什么民族主义在90年代以来表现得比较强烈呢？其实，即使在80年代，民族主义也一直比较强烈。这种民族主义有一个内部因素，这也是整个世界民族主义的一个普遍特征；民族主义经常是弱势群体或者是处于权力边缘的知识群体，用于表达自己的不满、怨恨的一个工具，或者是对于制度变革失望或绝望之后寻求出路的一个渠道。民国时期，1947年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沈崇事件，就是由于对内部制度不满，通过对外部敌人的仇恨表达出来。民族主义普遍是这样的，日本、德国民族主义具有同样的特征。
因此，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样具有某种含混性，那些高呼民族主义口号的人，其实心里关注的，是自己的生存状态，是无权利状态所造成的无力感，或者仅仅是为了寻找表达的突破口。对于民族主义，我的意见是：一个人有民族主义情绪是正当的，他也应当有权表达。但是，民族主义者确实应当有更多的理性，不过，这似乎很难。因而，民族主义很可能成为秩序的毁灭者。

下面讲讲怎么去化解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需要消除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毒瘤。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民族主义及与其相表里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一经产生，很多人就试图去化解它。最典型的就是康德的世界主义。现在的欧盟，基本上就是康德主义、世界主义的一个缩微版。欧盟的基本理念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到前现代的治理理念，政治理念，国家理念，当然有很大变化。比如在前现代的欧洲，在基督教的秩序中，人们首先是上帝的子民，而世俗的关系是暂时的，与上帝的关系是永恒的。所以，伦理原则高于对世俗权力的效忠。现在欧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超越民族国家这个层面，人们是基于某些普遍的伦理原则组成一个共同体。在欧洲中世纪，人们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在现代是基于对共同的、世俗价值的信仰，比如自由、民主、平等。
从这个角度看，刚才张祥平讲的天下主义跟世界主义有一拼，这是中国人能够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的智慧。天下主义的理念，盛洪、张老师研究得比我要深刻得多。我只是想说一点，天下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试图在一些普适的伦理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同体。所以，它所关注的，就像“夷夏之辨”所讲的，不是谁统治我们，或者是统治者统治谁，而是统治怎样做得更好？他们首先追求的是让这个国家有一个伦理目标。这个东西有可能克服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的一些缺陷。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中是找不到解决民族主义、国家之间战争冲突的办法的，你必须超越民族国家，天下主义或许是一个可能性。
说到这儿，我简单评论一下陈明，你们当代大陆儒家过分民族主义化了，过于强调儒家在种群上、文化上的独特性，而忽略了儒家传统中可能隐含着解决普遍问题的一些方案、智慧。

[如何看待美国所奉行的追求现实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这里必须区分两个东西，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理念体系的内在的逻辑。另一个是民族国家的政策。一个民族国家在治理上实行自由原则，但在处理现实事务的时候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的。美国不等于自由主义。美国是个国家，自由主义是一套治理理念。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相对来说，在美国国内，确实有好多支力量，试图用自由主义理念主导其国家对外政策，只是，这样的努力通常会被其他国家理解为霸权。倒是那些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也即不讲政治原则，纯粹追求利益，在国际社会反而会受到赞扬。这是一个悖论。

[美国在挤压中国，中国该怎么办？
姚洋更多地是在谈现实。我觉得，我们讨论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时，若仅仅从现实着眼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只注意现实，你可能在掉入了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陷阱。我自己观察，很多民族主义者都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态。那就是，从前你们压迫我，现在好了，我回过头来压迫你们，一个公平的世界就是我们回过头来压迫你们吗？这是一种激情的本能的诉求。如果中国人有政治智慧的话，那所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超越这么一种制造相互的仇恨的国际秩序。

我始终认为，不管是欧盟的联盟主义，或者是康德的世界主义，或者是中国的天下主义，都有助于我们发现解决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缺陷的一些备选方案。我们应发掘中国的传统，而不是沿着西方人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去追求所谓的强盛和崛起。这最终会导致毁灭，因为你会走向与全世界的战争。德国、日本和苏联都走了这么一条路。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正吃着民族主义的苦头，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要求就与民族主义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若不加控制的话，民族主义就会变成种族大屠杀。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么一个后果？
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和欧洲人考虑的问题应当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超越现有国家理念，去寻找一个基于某种伦理价值的世俗秩序。当然，这个伦理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不一定是自由民主，这个可以有一个竞争，或者是一个共同探索的过程。但却不能固守欧洲人16世纪、18世纪的想法，因为美国人坏，所以我现在比你更坏。因为美国人现在造出原子弹，我现在造出10颗原子弹来。

刚才许章润提到政治成熟，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中国人如何在政治上成熟？我相信，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反思民族主义，或者是如何认识、判断民族主义的状态，它对于中国的利弊，它的前景、未来？我们能不能对过去100年的政治演变史、尤其对民族主义在其中的作用，做一个准确的判断？我比较散乱的想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刚才许章润讲了，中国很多民众没有国族感，像边远山区的民众，没有意识到国家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很多国家的民众都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我有时候会想，是不是一个人非得要意识到国家的存在，并在精神上归属于国家，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刚才讲到，国族感是一个现代人心性的基本标志，人首先会归属于一个国家。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去考虑的。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会对国家没有归属感？他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国家的存在？英国是最早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英国人最早形成国族感，为什么？他不是靠激情、靠灌输，它是靠内在的制度安排。英国最早建立起国会制度，并形成普通法。普通法是什么含义？就是把国王的法律送到每一个人的家门口。国会是什么含义？国会就是每一个社区都可以派代表到伦敦议论整个英格兰的事务。英国人由此形成了国族感。而中国的一盘散沙恐怕是因为，缺乏这种制度安排。国族感只能靠一个优良的制度和这个国家的德性来形成。
第三个问题，对于中国、对于西方、对于美国，我们都有现实的判断。中国现在究竟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是否还处于生死存亡状态？现在的中国真的像1900年，像1919年，像三十年代？我认为需要比较冷静的判断。如果我们还是相信，国家处于危亡关头，四面都是敌人，自然会激起情绪性反应。
第四个问题，许章润刚才讲到，现在很多地方还在建构民族国家。但是，人类所有共同体是不是必须经过一个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历史是不是有这种必然性？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对于这个共同体的人民来说，这种诉求是好还是坏？需要思考。现在假设西藏独立，真的就对西藏人好吗？

关于美国，刚才大家都谈到美国的现实主义政策，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美国社会有高度的复杂性。从其外交来说，就有现实主义传统和理想主义传统两个不同的传统。理想主义传统就是用一个共同价值来实现世界的和平。美国社会有很复杂的张力。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可能会更理性地同美国打交道。

最后一点，还是回到政治成熟这个命题上来。经济学上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人们似乎也认为，民族国家或是任何一个共同体同样应当如此。但是，首先，经济学本来不认为人“应当”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个假设。其次，经济学的逻辑不能延伸到政治领域去，政治是超越于经济学逻辑的。政治的含义就是说，这些事情不能靠纯粹的利益算计来解决，它实际上还有另外的东西，比如一些伦理的考虑。总之，政治不是商人做的事情，商人不可能成为政治家，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去给政治出主意，出主意必然出错。
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就在于，国家基本上就是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建立的，是一个理性的纯粹利益算计的产物，尤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所谓丛林法则。我相信，如果我们从政治角度来考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纯粹的利益算计，去想更多的东西。这个更多的东西是什么？欧洲人也在实验，就是欧盟。我认为，欧盟不是在构造一个新的欧洲民族国家，而是试图超越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试图构造一个新的秩序。当然，现在不能完全看清楚。但是去看他们的《宪法》，包括创始人的阐述，其实很清楚了，它是试图建立在某种普适的价值基础上。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普视价值对我不适应、不普适，但是，起码它是诉诸于普适价值的。这一点很重要。是只追求某种利益，还是追求某种普适的价值，这个区别是根本性的。一个商人和政治家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