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政府改革很难推进，难就难在政府改革既缺乏动力，又缺乏压力

　　【背景】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专家看来，这其实是执政党对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与要求。

　　日前，在第四届“中欧政府管理高层论坛”开幕式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指出：中国政府将按照执政党的部署，着眼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着眼于更好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质量”。

　　早在2006年9月，中央相关部门就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了省部级领导干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专题研讨班，并就“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及其配套文件，诸如“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改革行政审批”、“行政问责制”、“政府绩效评估”等草稿征求意见。

　　明年是政府换届之年。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情况极其引人关注。相对于“大部制”等机构的裁撤和重组，观察人士更为关注政府职能的转换。不少学者认为，当前，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与法治政府。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认为，过去，改革的重点主要放在农村和企业两个领域，接下来，改革的重点将逐渐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这些年，与经济改革相比，政府改革是相对滞后的，并非说政府没有改革，而是说政府改革的效率与改革预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改革很难，难就难在政府改革既缺乏动力又缺乏压力。

　　他回顾说，在近三十年前开始的农村改革中，作为改革主体的农民有着改革的动力和积极性，因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农民能够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农民拥护改革，投身改革。当时，中央一号召，全国亿万农民群起响应，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农村改革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于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职工本来是有些想法的：为什么要减员增效，职工要下岗?但这项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就是说，企业改革有来自政府的压力，于是，改革也毅然推进了。现在，政府改革面对的问题是，政府官员对政府改革没有动力，而且政府改革也没有外部压力，要靠政府自觉地改革，所以，改革相当困难。很多官员对改革持观望态度。对于新一轮政府改革，中央强调，要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句话传递出改革的趋向，即，新一轮政府改革的重点或者说突破口，将不再是政府的机构改革，因为政府的机构改革直接触及政府官员的利益，可能让他下岗，所以，很多人不赞成机构改革。

　　他说，现在，中央提出来要建设服务型政府，那就意味着下一步政府改革重点将是对政府的角色或职能重新定位。什么叫服务型政府?亚当·斯密曾经讲，政府是一个“守夜人”。服务型政府就是要建立一个“守夜人”政府。我们的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政府没有很好地完成相应的角色转变或职能转变，现在还有拥有过多行政审批权限。

　　他指出，中国长期存在“官本位观念”，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政府拥有强大的行政审批权。

　　王东京总结了“官场”上的三个现象，或称“中国官场三大病”，第一个现象是“地方越穷，人越想当官”。北方人想当官的明显地比南方人多，内地人明显比沿海人多，为什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穷地方靠什么?投资办企业没本钱，纷纷转向权力。第二种现象是，发迹越早，实权越大，升迁的可能越小，即“少年得志不易升迁”。为什么?因为审批权越大，掌握的资源越稀缺，越供不应求，很容易开罪于上司。比如20个领导给你写条子，你很可能讨好了一个领导，却让19个领导对你有意见。第三个现象是，“好人不一定就是好官”，任何一个官员都有其职责，做事就一定会得罪人，你做好事就要得罪坏人，你做坏事就要得罪好人，而你要好人坏人都不得罪，就只能什么都不做，这是一个不作为的官，不是一个“好官”。

　　他强调，这三种现象都是不正常的，其根源都在行政审批制。要消除“官本位观念”，改变官场的风气，集中到一点，就是要逐步地减少行政审批，真正建立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