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魂归道山，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陆几乎妇孺皆知的作家，再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大陆的知识人纷纷撰文缅怀柏杨，固然和其文章巨大影响有关，但也和大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有关。当年被柏杨文字击中心灵的年轻人，如今人到中年。那时候还在读中学和大学的大陆年轻人，在人文和艺术方面受到影响最深的，是以各种方式登陆这块老大陆的港台或海外华人的文艺作品。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余光中的诗，黄仁宇的历史著作，柏杨、李敖的杂文，龙应台和三毛的散文，当然还有邓丽君的歌，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

　　这些人自身或者父辈，因为那场政局的大变迁，从大陆逃离出去，成为漂流在故土之外的弃儿逐臣。他们的字里行间和浅吟低唱，多含故园之思，黍离之悲。尽管隔绝了几十年，大陆读者甫一接触他们的作品，竟然毫无疏离感，似乎是在村口迎接早年出走故乡的亲人回家。因为他们的文化母体是大陆尤其是中原，他们风格各异，体裁不同，但那些小说、散文、诗歌和流行歌曲，传达的审美观、价值观，都是在这块大陆上用了几千年的时光长成的，是《春秋》、《诗经》、《楚辞》、《史记》那些上游的大小溪流汇聚而成的，文化的基因，顽固地渗透在两岸三地中国人的血脉里。文化基因是割不断的，彼岸的乡音，在此岸的年轻人心中，一下子就引起共鸣。

　　柏杨是这群“弃儿逐臣”的标志性人物。高中时，日寇占领柏杨的故乡河南，他辗转在西北和西南之间避乱，日寇投降后没几年，他又不得不从上海登船，离开大陆，在台岛安顿未久，又因言罹祸，遭遇近十年的牢狱之灾。可以说，他最美好的年华，在放逐、流离中度过。他的“逐臣弃儿”情结，也格外浓烈，这一点，和放逐在海南岛的苏轼，漂流在奉节城的杜甫，以及行吟在沅湘之间的屈原，没什么不同。在传统士人的心中，文化层面的故国和现实中的故乡、都城以及君父很难截然分离，忠君与爱国难分彼此。柏杨并没有完成从旧式士人向独立知识人的彻底转变，他不是殷海光。我想，看到这点，就能理解他对传统文化，以及对蒋氏的矛盾心态了。

　　大陆人最熟悉柏杨的著作无疑是《丑陋的中国人》，柏杨承继的是鲁迅的“国民劣根性”、李宗吾的“厚黑学”批判之余绪，这是时代使然，是对家国爱之深痛之切的表现，不看到这点，就容易误读柏杨。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他在《丑陋的中国人》大力鞭挞“酱缸文化”，而在《中国人史纲》的自序中写道：“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唯一的立足点。”这个经历了二十世纪大变动的中国知识人，试图超越更变的政局纷争的意识形态，而找到一种共同体——中国。显然这不是政治意义和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我想，结合时代的变迁和他个人的命运来观察，对柏杨就不应有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

　　苏轼当年在海南岛时，感伤地吟道：“青山一发是中原”，千年之后，柏杨这代“弃儿逐臣”的中原梦，不变的是什么？变了的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