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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需要国民分红计划

发表时间： 2008年05月03日 10时43分评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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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需要国民分红计划

童大焕

继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澳门地区政府机构今年以来先后采取退税、发红包等形式向居民“分红”以后，近日，这样的春风吹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的东莞地区，在日前东莞召开的一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表示，受澳门启发，初步设想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以应对高通胀的影响。

这个设想虽然还未付诸实施，但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好评。众所周知，今年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曾提议国家财政给全国每人发一个千元红包，此后争议不断。如今这个设想由一个地方的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提出，意味着它完全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也说明在现有的财力下。“全民分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不为”的问题。只有肯为，总能有所作为。

在经济学上，“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提出的。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1938年，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政策工具，称其还能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

这种理论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也可以找到根据，中国古话说：国者，民之利也。也就是说，我们成立一个国家，通过交出一部分税收由政府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众权利和利益的更好实现。但是在过去，在长期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理念支配下，很显然我们强调得更多的是民众为国家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为民众做了些什么。

相应的理念，在意识形态上已经逐渐回归到人本理念；但是在财税制度等方面，我们迄今还是处处表现为“国家利益至上”为多，“民众利益至上”为少。典型如政府财政预算内及预算内收入都连续多年以高于GDP两至三倍的速度增长，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紧紧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但民众的收入却远远赶不上GDP增速，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我们过去强调得更多的是“国富民强”理念，但古今中外的财政史应该可以证明，只有民强民富，最后才有国强国富，民为邦本，在财政收入和分配上应该得到同样的体现，而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口号和纸上的宣言。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向民众分红的实践也证明，把社会多余的钱直接派发到民众手里，是实现社会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最好办法，也是激活民众个人和家庭这个社会最小、最根本也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从而培植更多税源的最好办法。小河有水大河满，自然规律如是，社会规律亦如是。

那么，中国政府“还富于民”的可能性有多大？据悉，在今年两会上，邢普的提案也引起政协委员们的纷纷讨论。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邢普“直接发钱”的想法，也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其“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思路。反对的理由，一是担心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一是担心这样做会刺激通胀。两者都是杞人忧天。只要央行不是通过增发钞票给百姓发钱，货币总量不增加，就不会刺激通胀。政府有没有那么多钱的问题也不是个问题，关键是在于政府手中的钱主要用于自身行政支出、用于直接的微观经济建设并且倒过来形成政府投资与民争利的现象，还是主要用于民生投入。只要把与5.1万亿元预算内收入等量齐观的预算外收入及时纳入预算，严格控制住政府“公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与学习”支出、楼堂馆所支出以及政府经济投资，钱就会显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足够，反之亦然。

不过，说财政收入没有给国民“发红包”，财政部可能会觉得委屈。据报道，去年中央财政对种粮农民的“直补”总额达到427亿元，而按照国务院方案，今年直补额将达到633亿元。按照“直补”的发放方式，上述资金将从各级财政直接打入种粮农民的个人银行存款账户，几乎相当于给他们每人一个红包。但是这点钱与政府的庞大收入和支出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与民众沉重的负担比，也是杯水车薪。农业部最新报告显示，农产品微小提价并不能抵消快速上涨的成本，一斤粮食农民只能获利0.055元，比上年少0.105元，而经销商和超市的利润分别是0.09元和0.05元，但农民却是几个月的总收成！

当然，内地的“分红”也许不必一开始就人人有份，先不妨从补贴农民和农业以及城市低收入家庭开始，直到低于城市平均收入的家庭。有所区别，但不能只是几十百把元的毛毛雨，应该拿出一点“力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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