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晚望晴 ]

柏杨走了 我们是否丑陋依旧

发表时间: 2008年05月06日 10时06分         评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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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走了 我们是否丑陋依旧





童大焕





429日,海峡彼岸的柏杨去世,成为一大文化事件。上世纪80年代,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纸风靡全国,“酱缸文化”、“窝里斗”、“内耗”等国人的丑陋性从此成为几代人认同的集体记忆,成为国人身上摆脱不掉的文化标签。而我大学期间读得最多的倒是他的《中国人史纲》,买了一本足够厚的本子,除了胡乱涂鸦写诗填词,就是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老子《道德经》、柏杨《中国人史纲》和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笔记。




但事情往往如此,那些目光如炬的文化人一针见血贴在国人身上的文化标签,往往最能引起国人的共鸣,比如 鲁迅 先生贴的“阿Q”、“奴性”等等; 柏杨 先生的“酱缸文化”、“窝里斗”、“内耗”异曲同工,都是贴在“国人劣根性”上面的狗皮膏,虽不能治病治根,然而醒目,惊心,引人反思。




如今,黑暗中拿着火把贴标签的那个人走了,我们身上的丑陋性是否依旧?这个问题似乎少有人问也少有人答,就象在 鲁迅 先生、 柏杨 先生们的“国民性批判”上,只有不多的人愿意“在别人思维止步的地方往前再想一点点”,从“人的劣根性批判”推进到“制度的劣根性批判”一样。




在小国寡民的制度和社会生态背景下,我们对生存和发展资源的残酷争夺近乎原始、野蛮乃至血腥,于是, 柏杨 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窝里斗”、“内耗”、“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在国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的生命和聪明才智,相当一部分被身不由己地内耗在重重叠叠的人际关系中。




但我分明也清楚地看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在100万人口以上的更大的城市空间里,原本在小国寡民状态中兔子专吃窝边草争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人们,重新又携起了温暖的大手,他们要共同面对外面更大更广阔的世界,共同开拓无边无际的市场!




人还是那些人,他的丑陋,他的美丽,怎么就在一转眼之间像白天和黑夜一样径渭分明?其实 马克思 先生早就一语道破天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制度和社会形态,就有什么样的人性和国民性表现。




大者如说到华人社会的腐败问题,腐败是不是华人的特质?看一看新加破和中国的香港地区就知道,同样的华人社会,为何人家屡屡成为国际最廉洁城市和地区?不是我们华夏儿女身上天生流着腐败或纯洁的血,而是良好的制度使人欲变坏而不能。




小者如说到内地公民不遵守交通规则问题,亦因为道路交通设计未充分做到以人为本,没有考虑人的忍耐和等待极限,很多时候行人过马路三四分钟而不得。




这么说,国人的劣根性只不过是制度劣根性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每每看到国人身上表现出的种种与文明格格不入的劣根性时,第一要反思的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还是制度。




今日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和内耗依旧非常严重,从城市到城市,从乡村到城市,从单位到单位。越是市场化、民主化低的领域,倾轧和内耗就越明显也越持久。而从大的范围来看,这种倾轧和内耗已经以更加激烈的形式,从柏杨写作时代的个体与个体的冲突,表现为中国城市化时代的群体与群体的尖锐冲突。这就是制度性的户籍与群体冲突。户籍把城市的新老居民隔离开来,也把城市和乡村隔离开来。你是农民工吗,同工同酬是没有的,能够及时拿到工资就已经不错;你是“外来人口”子女吗?平等的受教育权是没有的,交赞助费借读费吧,高考还只能回原乡,有时原乡也回不去。于是有了很多的“妻离子散”,很多的“体制性寡妇”、“体制性光棍”;于是,仇恨和歧视在中华大地上同步生长……




现在,谁都承认柏杨揭中国文化的短是真正有助于国家进步的爱国行动,虽然他当初曾因此身陷囹圄。柏杨已逝,我们仍在路上,如果你爱他,爱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妨多多揭示它体制性的伤疤,而不是像一些“爱国愤青”一样,一听到批评就暴跳如雷,把批评者列入“汉奸”、“卖国”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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