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在上海跟几个企业界的朋友聊天，两个去香港看过全本的好友聊了一晚上《色戒》。我总以为广泛传播、让人难忘的东西并不单独因为炒作与鄙俗，而是与人的内在心理有所纠结。其中一个朋友就说道梁朝伟那种抑郁压迫的心态，找不到自己热情与生命的状态，实际上打动了很多人，因为，这是现代人特别是他们周边某些成功人士的典型心态。

　　
这可真是一个现代性话语，就像很多极端张爱玲迷所说的，李安的电影拙劣的把所有想像的空间都填补上确凿的事实，填补的材料，当然是一些浸透着现代性的情绪与细节了。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一边，影像的东西无法如文字般，留下很多可以令读者去填补的空间，而所有的填补都不过是用今砖补旧墙，极端点儿看都算狗尾续貂了。

　　
这让我想起可爱而真挚的李北方同学，他因为参与的乌有之乡一次关于《色戒》的讨论，与南都周刊发生了一些过节，他当时跟我抱怨记者完全曲解和拼凑了他的发言与意见。

　　
其实听他娓娓道来，我虽然不完全接受但是可以理解和尊重他的意见：我也确实听到很多人感叹人性而忽略民族性的腔调，尽管我以为，中国的民族认同与社会凝聚力丧失，并不是因为《色戒》以及类似的“大毒草”。

　　
问题在哪儿呢，在于话语的问题，回头去看看乌有之乡那次讨论中主讲人所使用的话语，每一个在场的记者都会愕然吧，这种愕然以及继而产生的啼笑皆非的情绪，会损害一种平等、友善和投入的交流气氛。同时，如果转述者认为叙述人是在开玩笑说疯话，这种转述本身，自然也不可能是严谨与忠实的。

　　
所以我很推荐诸位朋友翻翻我最近看的《遏制野火》，作者布迪厄是一个坚定但不偏执的反全球化学者，反对跨国资本推动的自由主义思潮，秉承一种宽容的社会至上主义，他的其他学说，特别是关于学术圈的研究曾经让我很沮丧，于是，相比之下他保持的这种热忱与清醒，便尤其令人敬佩。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所谓新左派在一场现代性论战中是失语的，或者说他们有些惰性的采取了一些“古朴”的语言，这种语言背后的逻辑在思想史与历史研究中，可能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其纠结于历史当中，已经无法作为一种中立、清晰和有效的话语来使用。

　　
所以，对于全球化、普遍人性、泛滥的自由主义等等，是需要采取一种批判精神的，但如果你缺乏一种合适的话语体系作为工具，效果上反而会走到对立面，新左派总被误读为受到某些政治力量的驱使，就是在被当作“玩笑疯话”之外更严峻的窘境，其实呢，新左派似乎是最没有政治背景的学说体系，其最大的危险反而是沦为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