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遏制野火看了很久了，每次总觉得开卷有益，记得我跟李楠说过，如果你的论理是以这种话语体系的话，你的同盟与粉丝会一夜翻十倍。这次在南行飞行途中又看了几篇，更得到一些宝贵的启发，摘录一些，也同那些倒楠派的自由主义者们分享。不过，要得真意，还是去看原文吧。

　　
新自由主义，是在英美推动下的一场旷日持久、潜移默化的信仰制造过程。这个过程是可以溯源的，可以看到一个门派的理论如何成为这个世界的天经地义。（这让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篇新闻报道，所有关于中国崛起威胁俄罗斯的言论，最终都可溯源到美国国务院）

　　
新自由主义虽然冠名一个新，但无非是要世界重新相信，效用最大化，是人最终也是唯一的目标。

　　
所以新自由主义又有一个搞怪的名字，新保守主义，这个保守，就是要用一种“什么都可以”的态度，用科学和理性的花言巧语，令社会回复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上，回到一种理性但无耻的资本主义上去。由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成果（劳工权利、社会福利）的敌视与削弱，国家失去了社会的保障而发生退化，从而形成了美国这样的警察国家——社会分为两个部分，受国家特权保护的和受警察压制的。

　　
现代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在于将经济与社会截然划分，经济学家制造了社会的混乱，然后将这些问题抛给社会学家去解决，对于后者来说，这几乎是通过科研工作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经济前提是社会很难去触碰的。

　　
野蛮的经济假设遵守暴力守恒定律，施加多少就遭受多少暴力。不过，经济政策的后果往往要通过十几数十年才能爆发出来。

　　
新自由主义发明了一套看似人道的术语，但“工作的灵活化”，不就是加班、低价雇工、降低社会福利的代名词吗？勇敢的社会行动与企业减肥，不就是裁员吗？

　　
但在全球化框架下，国家的退化，特别是欧洲福利国家的退化看起来不可遏止，因为它们受到全球其他市场廉价劳动力与野蛮生产方式的竞争。（前一段FT有文说要警惕世界的“中国化”，就是这个意思）
全球化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金融全球化推动下的国家主权丧失，而社会成果的保障，需要国家的力量。实际上，今日的福利国家，正是百年来一系列社会斗争的成果。如果没有国家，没有共同意识，个体就无法对抗自由主义的侵袭，无法摆脱相对剥夺中的不安全感与不幸福感以及绝对剥夺中的生活质量的下降。
文化与学术独立地位的丧失与价值的崩溃也在所难免。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化武器，社会的保卫者们必须拿出更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布迪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是理论太多，而是太少了），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会把这种理性武器应用到所有社会领域从而成为一种伪社会学。（这里有个轶事，在一些数学看来，经济学家都是一些在数学界不学无术的人，去换个地方混口饭吃）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信仰体系，数学家-银行家-知识分子与媒体构成了一种权威传递体系，我们其实看不到论证。或者一种循环论证，比如媒体来说，即便是不去采访，也能知道被采访者，银行家和学者，会说出一套什么样的新自由主义言论。

　　
布迪厄指出，经济学中不仅有斯密代表的自由主义，也有李斯特代表的国民政治经济学，后者就是捍卫国家的价值，很容易想像，斯密代表的是希望称霸全球的英国，而李斯特代表的是希望保持国家自主的德国，所以，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一种科学而只是一种历史思潮，这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新自由主义是由英美推动。

　　
所谓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最终都绕不开人的意志，所以新自由主义才推行放任，只有放任，才能让他们的“规律”横行。

　　
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最优获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他们拒绝成为，才能的不平等其实反映的是社会的不平等。这是一种统治阶级、今天就是跨国资本为了维护特权地位的诡辩。

　　
在受到新自由主义冲击的国家当中，政客与知识分子总有一种急迫感，希望自己和国家融入世界的自由主义潮流，历史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到处横行，并成为这些政客与知识分子评判的标准。

　　
很奇怪的是，第一批自由主义宿命论者，往往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宿命论者，因为二者都预设了世界主义和国家的衰落。但是，对抗这种全球化，我们也必须发明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因为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比如跨国的罢工。用欧洲邦国，去制约欧洲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