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中曾将二十世纪称作“极端的年代”。这个年代的基本精神用一句伟人的话来概括就是，人类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然而，科学的进步给人们带来福祉，却又造成了生态破坏；社会的改造使人们实现了某些公正，却又带来了更多灾难。正如英国音乐家梅纽因所说，二十世纪激起了人类最大的希望，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这个极端的年代是以苏联建立始，以苏联瓦解终的。发生在九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曾被称为人类共同的事业，影响了全世界好几代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确立了人类中心地位，从此人们相信，人类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设计，建立起一个人间天堂，一举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十月革命正是在西欧关于社会进步的理论基础上，又加进了俄罗斯正教的弥赛亚思想，深信俄罗斯民族负有拯救全人类的神圣使命。前苏联以历史名义所进行的全球扩张便是植根于此。
       正教终末论形塑了俄式的“历史主义”。那就是为了未来人的幸福，可以牺牲现代人的幸福。为了历史的前进，可以牺牲人这一历史的主体。可问题在于，代表历史发言的主体仍然是人。所以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人都自称掌握了历史真理，于是逻辑的结果便只能是靠权力来作出最终裁决。有一个前苏联笑话说，三个被捕的人互相交谈：“你为什么坐牢？”“我反对伊万诺维奇。”“你又为什么坐牢？”“我支持伊万诺维奇。”“你呢？”“我就是伊万诺维奇。”这里除了权力的作用外，有什么真理可言吗？
       在历史真理的指引下，前苏联建立起“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语），即实行历史法则的直接统治，而不是尊重人间的法律，于是在这个国家，最大的犯罪便是阻挡历史前进的反动派，蔑视个体生命成为社会生活的家常便饭。据记载，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因政治原因被杀的人数就高达数十万，而沙皇政权在80年间处决的政治犯不过800来人，以致于革命的海燕高尔基也哀叹，野蛮人惊恐地避开人肉，我们却堕落到吃人的地步。这一极权方式直接导致了后来斯大林的大清洗，使得遍布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成为这个国家的永恒象征。
       在斯大林体制下，每个人的生活都被纳入国家目标，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历史工具，人们用自由换取面包的结果是，没有面包更没有自由。而另一方面，权力体制形成的集中制、任命制和终身制，使得执政党演变成一个特权阶层，正如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披露：“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谁的级别越高，谁就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这种非正义的现象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生机被窒息，千百年来人们之间建立的相互信任一朝崩溃。
对于这种疏离的社会，波兰诗人巴兰察克曾用排队购物现象予以描述：“一个传统的等级制度的适宜象征会是一个人造金字塔，由一个个站在别人肩膀上的人组成。同样，一个理想的民主的象征会是人们团团围着一张桌子，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的象征则是排队；每个人只能看见站在他前面的人的背部，唯一的动作就是焦虑地往前推挤。”
       今天看来，苏联体制最终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不仅仅是一个计划经济模式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生活的本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当下，正如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所说，应当为了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如果说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是为了历史的进步，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它为什么要进步？
      不管怎样，十月革命终归是人类历史的一件大事，在它发生九十周年之际，人们还在不断地试图重新去了解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想回到过去。他们宁愿忍受阵痛，也要实现宪政民主，一次次的全民公决和总统选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