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老师在地震时率先冲出教室，并在事后声称没有任何道德负疚感，他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受到许多人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的谴责，由此还涉及到当下人们对自由主义的不同理解。对于这一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就自由主义对自由的最低要求而言，范美忠老师似乎没有错。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著有《政治哲学史》一书）论霍布斯就曾说过，自由主义视自我保存的欲望是所有正义和道德的根源，而所有义务都源于自我保存这一基本的权利。也就是说，权利先于善。但权利先于善不等于权利高于善，范美忠老师认为，在灾难来临时选择自己先逃生是他的权利，对此虽然可以理解，但却不值得夸耀。只有当一个人不能自由选择时，这种言论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他认为先人后己和牺牲只是一种选择，不是美德，这就让人无法认同了。
      在理解斯特劳斯的阐释时，我们应当知道：第一，自由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思想，而不是一种教人如何生活的人生观。它关注的是防止个人权利被权力所侵犯，被社会以至善的名义所剥夺。因此，它的基本立论只是一种底线伦理，即以不侵害他人的权益为限。但它并不否认存在更高的美德，就像主张一个人应当自由恋爱是出于自由观念，但自由观念却不能帮助你选择与谁结婚，过什么样的生活。正如英国学者格雷所说，保持各种道德传统是持久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还是一条被托克维尔、贡斯当、哈耶克等自由主义思想家都确认的真理。
      第二，自由主义本身也并不排斥责任，在其谈论维护普遍的个人权利时，其公共言论性质就决定了这正是在承担某种社会责任，而不是在为自己利益说话。用哈耶克的话说，一个自由选择的社会，可能比其它社会都更需要具有责任感，更需要人们对其行为负责。在他看来，自由与责任不可分，它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和负担，还意味着承担自由行动的后果，接受对自己行动的赞扬或非难。那种“对责任的否认一般都是由于对责任的惧怕，而这种对责任的惧怕又必定成为对自由的惧怕。”另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更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在其中互惠被理解为公民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些公民具有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换句话说，当我们能自由选择时，缺乏善观念的人不可能是一个自由公民。
       尽管现代自由主义证成自由的思路是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认为一般的利他是无意义的概念，责任一定是特指的，这种责任“只能涉及到那些我们知道其确切事实的人，以及那些通过选择或特殊条件而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人。”（哈耶克）但这也恰恰说明了责任的具体化和不可逃避性。范美忠老师也谈到他追求公正，但他没有想到，他选择教师这个职业，也就选择了同他联系在一起的学生和应负的义务，而他却没有在意识到地震时提醒自己的学生逃生，这对信赖他的学生首先就是不公正的。
总之，自由意味着责任，这责任不仅包括我们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对社会不公现象的谴责，也包括我们对他人的帮助。在这方面，我觉得范美忠对自由观念的理解与许多因他而谴责自由观念的人，其实都是没有真正理解现代人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在这次大地震中，许多教师为了保护学生而牺牲了自己，对于这种英雄行为，我宁愿看作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这使我们能将这种行为不仅看作是高尚的，同时也能看作是具有人性的普遍性的。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在我看来，责任不仅属于权利范畴，更属于价值范畴。正如捷克政治学家帕托切克所言：“道德的存在不是只为了维系社会运转，而且更是让人成为人。不是人依据自己反复无常的需要、愿望、癖好与渴望来界定道德，而是道德界定人。”在这个意义上，那些牺牲的教师们既是忠实履行职责的现代公民，也是我们每个人权利与责任的评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