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众在这次汶川地震救灾中所体现出来的自发责任感，赵汀阳教授就此撰文指出，西方的价值观是“权利为本”，中国的价值观是“责任为本”，并认为“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和心灵是一种误导。”而“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我同意赵教授的这一事实判断，但我不能同意他的价值判断。而且在我看来，“权利为本”与“责任为本”这两种价值观与其说是中西之别，不如说是古今之别，民众在这次救灾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也不是传统的“责任为本”，而是现代“权利为本”的公民意识。
     现代人认为，就公权力而言，应当与责任相对应；就私权利而言，同样也有个与责任对应的问题。世上没有无责任的权利，如果有，那也是一种自然状态，如婴儿就只有权利没有责任，他的责任是被后置的。但在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着没有权利的责任。如中国专制帝制时代，各种律条、政令和规训都没有明确规定个人的权利，只有对上的义务和责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这个意思。这种“责任为本”的社会，实际上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国家为本，不是法治社会（nomocratic society），而是受目标统治的社会（teleocratic society），我们把这称做前现代社会，即每个人都是臣民，不是公民。
     人类过去的历史表明，社会生活中不是民众的义务和责任太小，而是民众的权利太少。胡适曾说：“国家之上是人。”没有人，哪来国家。这是常识，也是被千百年来权力话语所遮蔽的真理。职是之故，现代人才会极力争取公民的权利。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句著名的口号就是，“无权利不纳税”。也就是说，无权利则无责任。这种说法同时也反证无责任则无权利，因此，“权利为本”的社会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是个毫无责任的社会，恰恰相反，为了维护个人权利，这种社会的公民才更具有责任意识。在美国911事件中，许多消防队员救助他人的责任感同样也是令人赞美的。至少，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谈不上是中国价值，而实实在在是普世价值，是人类各种社会所共有的价值。
     现代人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权利是根本性的，责任是派生性的。权利先于责任，可从自然权利证成，也可从经验事实证成。现代社会强调权利优先，责任自然也就在其中；古代社会强调责任或义务优先，权利却可能付之阙如。赵教授认为，“西方现代价值观主要试图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这其实是我们所熟悉的道德立国的主张，也是个无视经验事实的伪命题。纵观中国历史，那种大公无私的人间天堂从来只存在于某些文人的头脑中。对历代统治者来说，宣扬责任和义务的实质，只是如黄宗羲所言“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岂有他哉！
     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但我也认为，当我们今天提倡传统文化时，应当对传统政治文化与伦理文化有所区别。继承传统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抽象的观念必须验之于历史事实及历史语境，正是因为“责任为本”的传统政治文化不符合现代人的权利意识，我们的先辈才在上个世纪选择了共和制，而不是选择继续维护帝制。反过来说，今天若要论证“责任为本”的价值观，就必须先认可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并且人们愿意回到过去的时代。
      因此，“以人为本”是现代价值，不是古代价值。也就是说，它立足于现代有关人是目的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强调政府要维护每个公民的权利。套用赵教授的话语，它注重的应当是“权利为本”，而不是“责任为本”。拿此次汶川地震救灾来说，政府全力以赴，资讯全面公开，第一次为普通遇难者下半旗，举行全国哀悼日，这一切与其说体现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传统观念，不如说体现了匹夫有难，国家有责的现代观念。
     同样道理，许多志愿者在救灾中所体现出来的责任感，也不是传统的臣民意识，而是一种现代公民意识。如江苏民营企业家陈光标在地震第二天就组队赶到灾区，在整个救灾过程中救回128条生命，共捐了785万元现金、2300顶帐篷、2.3万台收音机、1000台电视机、1500台电风扇、8000个书包。因此，无论是企业家陈光标，还是那些普通的救援者，这种公民意识都与他们这些年个人权利的实现密切相关，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的回报。
     更重要的是，如果只从救灾中得出“责任为本”价值观的结论，而排斥“权利为本”的现代价值观，这样做除了一味陶醉于某种民族凝聚力，变灾难为英模宣传和灾民感恩外，我们从中什么都学不到，结果只会遮蔽此次地震中暴露出来的责任问题，对于处理震后灾民的实际权益及存在的矛盾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与地震救灾有关的诸多争论与感想上，很少有人关心灾民的真实想法和实际要求，比如他们对地震预报、豆腐渣校舍和捐款处置的追问，对重建新居政策的争论。
    西方有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知识分子往往也有脱离常识、脱离经验的倾向，因此，在谈论一个貌似很有价值的观念时，我们应当记住我们近几十年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教训，不是观念比人更重要，而是人比观念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