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候，我们那个山区小城最吸引人的街景之一，就是商业局门口的布告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贴上几张外地公判大会的布告，上面各种犯罪名目都有。其中一个罪名便是跟外国发生关系，或是偷越国境，或是偷听敌台。那个年月，许多人家是不敢交待自己的海外关系的，沾上边就是里通外国，子女前途从此也就完了。
      后来在重庆读中专，一次和同学去听他朋友拉小提琴，曲名是《思乡曲》。同学悄悄告诉我，这个曲子的作者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他已在文革中冒死偷渡到香港。我很佩服同学的博闻多识，他将马思聪的偷渡讲述得犹如亲眼所见，末了还说音乐家到了对岸，注目凝望远方，然后用力将手中的红宝书扔进大海，转身离去。
      这就是我当时对“海外”这个抽象名词的印象，总是与苦难联系在一起。因此，当1980年国门初开时，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有一种新奇和惶惑交织的感觉。那时与来华的外国人接触，还有许多不成文规定，接触多了就会遭到干预，但国人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却挡不住，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相信我们的生活是全世界最好的了。友谊商店门口，总会有一些闲人围着，看到外国人进出，便发出一阵嗡嗡声，大胆的人还会喊一声刚学来的英语：“Hello！”上世纪五十年代，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曾写过一篇科幻小说，在遥远的星球上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谈话。结果，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能浮出水面。开放之初的民众心理，也相似。
      电台里开始每天播放《英语九百句》，经常能看到各种年龄的人坐在街沿上，认真地呀呀学语。就连收听《美国之音》，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在学英语了。此后还流行过《跟我学》、《基础英语》和《新概念》等外国人编的教材。文化革命虽然是革文化的命，但运动也养成了公众的学习习惯。近日看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作家王蒙讲到中国人习惯了一种“逆境”生存，他认为在逆境中最好的活着方式就是学习。这话有一定道理，许多如今的大学文科教授，其底子便是在批林批孔中打下的。何况改革开放伊始，最风行的一句口号就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整个国家都焕发出一种要弥补损失的劲头。
      那时我已经考进了大学中文系，学校后门的一条路就叫“培根路”，看路名就有一种充沛的人文精神。进了大学，才知道国家已经在公派留学生出国，但都是选拔理工科学生。这个政策反映了整个国家以经济为中心的转向，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很大改变。不过，我也没放弃英语学习。也许潜意识里，还是想将来出国看看吧。没想到，我后来的工作就是和外国留学生打交道。更没想到的是，几年后在南京遇到一个研究梁漱溟的美国人，她是开放后第一批来华进修的学者，她向我和朋友介绍了捷克作家昆德拉，随后我将他的小说译成中文，大学时学的英语终于派上了用场。
      当初的开放，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谁也没意识到中国从此加入了全球化进程。随着技术的引进，不可避免地也涌入了各种思潮。人们开始知道了西方人物质生活的富裕，某些制度性安排的合理。视野开阔了，必然会产生新的思考和对生活的新的要求，那种被安排的幸福生活再也不能使人们满足。许多人开始漂洋过海，更多的人希望让自己的国家早日融入世界。当时有一个说法，即使是虚伪的民主，也要比没有民主好（今天我们已经懂得所谓虚伪的民主其实就是形式民主，或称程序正义）。此后市场经济的确立，多元社会的共识，其实都与外来制度文化的触发分不开。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
      所以，每当看到时下某些人对民主的公开否定，所言民主的弊病也是实情，但我总会想：so what？拒绝普世价值和人类的整体性，这样的批判文革早就做过了。问题是，既然我们已经浮出水面，我们就再也不愿回到水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