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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王惕吾, 世所罕见

发表时间： 2008年01月27日 11时04分评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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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王惕吾口述／丁学良整理／黄惊涛1996年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香港去了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做研究。有一次，我在从中国大陆经香港回澳大利亚的“港龙”飞机上，随手翻到一本《亚洲周刊》，突然看到了台湾联合报系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去世的消息。但我看到这个报道时，一下子就怔住了。在从香港到澳大利亚将近8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什么也没有吃，只是一个劲地喝水。我整个人都很难受，想起了以前跟王惕吾先生交往的一些事情。就是那么几次交往，他却有给了我很特有的印象。

他去世的那阵子，我在澳大利亚看到好多中文报纸（包括港台和北美）上，纷纷有人写文章来悼念他，我本来也想写一篇，想从很细腻的个人角度来写，而不是从他跟蒋经国的关系、他在国民党里的政治地位、他的政治观点和反台独的角度。但是我一想，我可能找不到地方来发表，因为在海外的华文世界里，很少有中文媒体不是在联合报系的系统之内的（很多的海外华文媒体，都是联合报办的），而在联合报系里，又有“吹捧”的嫌疑。文章就这样给耽搁了。这件事一直放在我的心里，每次跟张作锦先生见面的时候，我们都会谈起王惕老（这是台湾人对他的敬称）。

我跟王惕老的缘分，严格地讲是因为张作锦先生。198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念书，那时候，大陆来的留美学生差不多都是由国家送出来的公费生，对台湾都相当好奇，但是对跟台湾接触又有很多顾及。大家都知道，虽然两岸在政治观点上有很多分歧，而在民族认同上是一致的，所以大家都很想了解台湾。对于我们了解台湾的讯息，张作锦先生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候他是联合报驻美加新闻中心主任。对于张作锦先生为什么要到美国来，据他说是因为他的孩子在美国念书，王惕吾先生就跟他说，你还是去美国吧，孩子没有人照顾不好。这样王惕吾先生就专门为他设立了这个新闻中心。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王惕吾先生。

大约在1987、1988年，蒋经国先生已经到了晚年，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蒋经国担心，台湾和大陆之间已经分离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会怎么办？所以在他去世之前做了几件事情，一件就是要把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开展起来。那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文字来明说，但是我们这些在美国的留学生，明显可以感觉到台湾很想做这件事情。中国留学生在近代史上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现在我们虽然都只是留学生，但是抱着一种希望有利于民族的心情，为什么不可以去做呢？去做的话，如果有什么成果，那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好处，即使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只是我们个人的责任，并没有把中国大陆的官方和政府牵涉进来。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这些留学生就在想，能不能透过联合报系统，给蒋经国写封信，说我们这些大陆留学生能不能到台湾去看看。后来，这封信透过联合报，透过当时的“行政院长”俞国华送上去了，据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非常重视这件事，交给马树礼先生来经手办理。马树礼先生当时是国民党秘书长，他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在抗日战争之前他是东南亚的华侨，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回到中国主动赴国难。他也是一个老报人，原来是跟周恩来、郭沫若一起办报纸的。

在去台湾的时候有个小曲折。我在美国留学生中间是比较活跃的分子，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当时写了篇文章，说去访问的人，最好单纯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而不要有任何的政治身份（学生会主席什么的），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给在台湾帮忙推动这件事的人找麻烦，一方面也是不要让大陆政府认为你们这是“反动行为”，所以我公开地说要独立和中立。这个看法台湾方面接受了但是也得罪了很多人，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甚至反对，他们以为是我想“垄断”这件事，因为是我一直在背后推动的。本来台湾方面是邀请我带队的，我为了避嫌，为了表明我写这个文章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好处，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为了大家，所以前三批我都没有去，钱颖一、许成钢等人都去了。

1989年，我的博士论文都已经做完了，那一年的圣诞节前夕，我才去了台湾，想看看台湾的基层选举情况。11月29日我到了台北，一下飞机，看到那么多的中国字，在美国呆久了，对台湾这个中国人的世界感到非常好奇，就在机场里左看右看。这时候大约已经是晚上7、8点了，那些来接我的人就催我，说我们得赶快走，他们说，我们的董事长还在等你吃饭呢，而且到达前他不断地打电话来问飞机有没有误点什么的。我听了之后，非常不好意思。我已经在飞机上吃过了，但是没想到那么大年纪的王惕吾先生，还在等我吃饭。王惕吾先生专门安排用自己的奔驰560座车来接我，而我那时候是一个他的儿孙辈的学生。

到了联合报，我才发现王惕吾先生把联合报系所有不当班的高层都找来了，大家坐了两个大桌子。当时接待我的人悄悄地跟我讲：“不到餐馆里请你吃饭，是因为餐馆里的菜不好吃。知道你很爱吃，所以董事长特意安排他浙江的私人厨师操刀，做浙江菜给你吃。”我觉得有点受宠若惊。

等没人的时候，联合报社长刘昌平对我说，王惕吾先生对人一贯都是这样的。他跟我讲起一件事情。说在1950年代，有次他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个传染性很厉害的病。王惕吾先生知道了，跟他说，你不要回家了，你回家了把这个病传染给老婆孩子也不好。刘昌平说我不回家我哪里有地方住啊。王惕吾说你还是跟我住吧。刘昌平说，那跟你住不是传染给你吗？王惕吾就说，我也不是给你来传染的，这样吧，我把车库腾出来，整理成一个小房间给你住，你吃饭也不要到外面去吃了，免得传染给其他人，我叫厨师帮我做饭的时候做两份，让他把一份给你送去。当时我听了这个故事，真是非常感动。我在美国听到了张作锦先生讲的故事，刚到台湾又听到了刘昌平先生讲的故事，我一下子就觉得，现在还有这种待人的方式啊。

我去台湾是被台湾方面“特批特办”批了两个星期。那两个星期里，王惕吾先生专门派了两个记者陪我去“观选”。完了的时候，台湾的哈佛校友会会长陈长文请我吃饭，我跟陈长文说，我来了两个星期，每天都是很正规的、官方的活动，因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台湾，所以还想去乡下看看，这样对台湾的了解才是多方的，而不是单面的。

陈长文（他是台湾后来海基会第一任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也是台湾最大的法律事务所主持人）就跟我“分析”了一下，说你到期了不走被逮着这么办？他“分析”了三种结果：第一种，就是把你抓起来关进牢里，不过这不太可能，因为你是被邀请来的；第二种可能是被遣送回原籍，你是安徽人，那只能把你送回安徽去，但是台湾和大陆之间没有通航，做不到这一点；第三种可能是把你遣送回出发点，你的出发地在美国，你反正就是要回美国的，这样的话台湾还要帮你买张飞机票，你根本就不吃亏。

他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认为我这个风险冒的不大。这样，我就把延期的文件呈上去了。当时的“法务部长”是马英九，马英九是我们哈佛的校友，正好马英九当时把腿给摔断了。马英九这个人非常厚道，我见过当官的人像马英就这么厚道的人不多。他在住院，听说我要拜访他，就跑到办公室来接待我，他说：“我不能陪你喝酒了，我还得回医院去治疗。”不过我拿到了“行政院”给联合报社的复函，允许我延期。这样我也就成了第一个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台湾连续呆了1个月的人。
　　
后来我就去了乡下，王惕吾先生又说要用车送我去，我要他不要再操心了，我就像个大学生一样，背个包、坐大巴去了乡下。等到2003年，我才确切地知道，当时大陆留学生去台湾的钱，都是王惕吾先生出的。

我回美国后，大约是1990年，有一次王惕吾先生去美国治病，他要我去看他。我就从波士顿坐火车去纽约，当天晚上在美国一家很有名的餐馆“东升楼”吃饭，我自己点菜，其中对三个菜赞不绝口，一个是千张结炒红烧肉，一个是雪里红炒毛豆，一个是烤笋子，都是我家乡的菜。这三个菜被我吃得精光。吃完后，我上车去张作锦先生家里住，发现车子后面有个很大的包。司机说是王惕吾先生安排让我带回波士顿的：原来是他要人把那三个菜每个都炒了三大份。那个时候王惕吾先生的病已经是中后期了，但是这样的小事情他都还记得，我后来吃着这几个菜，眼泪都快出来了。那是我跟他见的最后一面。

我再来讲讲王惕吾先生对其他的下属的故事。我在美国的时候，联合报送过来一个人来哈佛肯尼迪学院进修，这个人就是林载爵先生，现在的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另外，现在的联合报总主笔兼社长黄连也是被送到英国牛津去进修。还有很多人都是王惕吾私人掏钱送他们出去进修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他晚年，在他肾衰竭的时候，有一次他把联合报跟他共事的一些人找到他的办公室，那时候他已经不能站立了，他一个个地摸着他们的手，说，“我是个行武出身的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新闻方面的训练，我之所以做到了华文私人报纸中的数一数二的地位，是因为有你们。我有亲兄弟在浙江的家乡，我们已经分隔40多年了，但是我们呢，却天天在一起。”王惕吾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用“袍哥”的情谊来待人的。

我们现在说老板和员工之间靠契约、靠法律关系，但是我看契约、法律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王惕吾先生是以诚待人，他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大德和大节，讲只要大节好，小节就不要计较。他不同，他是只看小节不看大节。“大节是看党派关系，看政治态度，而看小节是看这个人怎么对待自己的亲戚、朋友，怎么对待妇女和长者。大节是可以变的，但是小的方面是很难变的。一个人不管你多么聪明，不管你的政治态度怎么正确，但是你小节不好，我就不敢用你。”

王惕吾先生对中国文化在台湾的传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林载爵说他最得意的事情是在台湾的读者调查中，最喜欢的书不是其他的作品而是《红楼梦》，这在大陆很正常，在台湾是很了不起的。“联经”就是在做这些事情，这都是从王惕吾先生那里来的。台湾有个历史学家叫高阳，他喜欢喝酒，而且要喝XO，1950、1960年代的XO是很贵的，高阳凭自己的工资和稿费根本喝不起。那时候为了把中国文化在台湾传下去，王惕吾先生每天跟他买好XO，给他送到小楼上去，而且把他的梯子抽掉，像古代的王羲之一样，让他进入一种意境，写好了才把梯子搭上去。这就是古风。在今天这样的商业化的时代里，是很少见到这种古风的。现在我们常常讲到管理科学和管理艺术，我觉得管理就是要以心待人，以诚待人，这是什么艺术和科学都不能替代的。

王惕吾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够去灵前悼念他，在回到澳大利亚后，我给他的家属传区了一份传真，说我要到老人家的坟上去拜一拜。两年后我去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张作锦先生陪我去他的坟上去。他葬在离台北市很远的地方，开车要一个半小时，我去了那里，给他磕了好几个响头，以此来表达我对有古风的王惕吾老先生的敬意。

(编者注：王惕吾，1913年8月29日生于浙江东阳，1930年（时年18岁）考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48年以警卫旅团长身份去台，后退伍创办报纸，乃台湾联合报系创始人，1979年—1988年为国民党中常委，1996年3月11日去世，生前捐助大陆各种基金会上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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