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左派的笔下，我丁学良常常被说成是“右派”。在极右派的眼里，我丁学良则有时被说成是“左派”。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眼里，我是“太国际主义了”。在极端国际主义者眼里，我则是“太民族主义了”。

而我谢绝所有这些简单化的标签。

这些简单化的界定，令我想起我最敬仰的大思想家和大学者之一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他为自己确定的主要工作是两项：考察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与该社会的精神生活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怎样导致资本主义在一种文明中兴起，而在另一些文明中被窒息。韦伯在1910年对他的批评者们说了一句话：那些只读了我的关于社会经济条件对宗教改革运动影响的言论的人，指责我是唯物主义的；那些只读了我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兴起影响的言论的人，则批评我是唯心主义。（详细内容参阅丁学良《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一期，后收入丁学良《从“新马”到韦伯》一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94-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