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不是化解“跳楼秀”的根本路径

文/叶祝颐 漫画/黎青

　　为讨薪、为感情纠纷而上演"跳楼秀"，有的甚至受雇于人，以"死"要挟来讨政府一个承诺。对于这种作秀成分居多的"自杀"行为，应该怎么样分清真假，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救助方式，尽量降低社会公共资源的耗费？针对吴振鑫等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建议，广州市公安部门近日在答复中表示，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处罚，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目前此法收效显著。（6月25日《南方日报》）

　　站在维护公共秩序的角度考虑，公众采取跳楼、跳桥、跳吊塔等极端方式维护权利，表达诉求。有的甚至受雇于人，以"死"要挟来讨政府一个承诺。的确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耗费了社会公共资源，也给警方工作带来了压力。而且人大代表对此意见很大。在这样的语境下，广州市公安部门在给人大代表的答复中表示，给玩"跳楼秀"者治罪，提醒公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本无可厚非。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上演跳楼秀的到底是哪些人呢？他们为什么要玩"跳楼秀"呢？跳楼仅仅就是因为素质低，无理取闹吗？

　　在过激维权的人群中，我们不排除有人怀着不正当的目的，劫持公众，扰乱社会秩序，给老板与政府施压。甚至还存在"跳楼专业户"。但事实上，采用跳楼秀等极端方式维权，多数是弱势群体在万般无奈下才想出如此对策。

　　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由于劳动法没有受到普遍尊重，员工与企业之间权利地位不对称，劳动者没有话语权。劳动者辛辛苦苦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到头来，两手空空；或者说合法权利得不到保证。面对生活的压力、老板的霸道，再加上相关部门的工作存在瑕疵，或者说他们向相关部门申诉过、求助过，但迟迟没有得到重视与解决。他们除了采用极端方式表达权利诉求，以寻死吸引公众眼球与政府的注意力，向老板施压以外，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而且一道奇怪的风景是，跑十次有关部门还不如上演一次"跳楼秀"。极端维权招数往往真的管用，不少人因此很快拿到了拖欠的工资，获得了应有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公众采用不理智的方式维权，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焦虑，而且这也诠释了他们的弱势群体地位。

　　换言之，如果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维权渠道畅通，维权成本低廉，执法部门乐于跟他们撑腰，他们又何必冒着被舆论诟病，被拘留、劳教，甚至坠楼的风险去表演跳楼秀呢？我以为，多数跳楼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跳楼秀频繁上演实际上说明百姓对政府存在许多权利渴望，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或者说远远不够，他们才借跳楼引起社会与政府注意，为他们主持公道。跳楼秀频发还说明和谐社会氛围中还存在不少不和谐的音符，提醒政府部门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和谐事情的发生几率，及时化解矛盾。

　　因此，在我看来，在对跳楼秀处置的问题上，警方必须谨慎行事，不能因劳教应对"跳楼秀"收效显著就沾沾自喜。而且，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化解公众表演"跳楼秀"的动机，减轻警方的工作压力。如果职能部门提供了广泛、便捷、经济的民意诉求平台，如果相关工作人员工作到位，不用公安机关使出"拘留、劳教"的狠招，跳楼秀也会逐渐减少。

　　反之，如果弱势群体诉求渠道不畅通，警方即使用拘留、劳教这类"狠招"堵住了弱势群体的另类维权大门，也不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