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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简单的道理为何需要一讲再讲
李琼
专栏  耄耄老太怎还拾荒养母
闵良臣
社会放谈
城管何以让人拍个照也不敢  范大中
经济走笔  彻查“响一声”电话背后的利益链
孙瑞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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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多讲历史的必然  杨于泽
看图说话  厨师吃不到蛋糕
图/杨旭  文/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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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道理为何需要一讲再讲
□ 本报评论员 李琼
  
日客流量约2万人的武昌火车站因管网改造停水5天（本报昨日报道）。饮水处无水可饮，洗手间也流不出一滴水，这样已持续5天的“水荒”，对于每天途经这里的2万名旅客意味着什么，已经无须用更多的笔墨来描述。
　　火车站停水数天当然是一个极端事例，但管线检修带来的停电停水，道路施工造成的交通拥堵，却是绝大多数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道路施工弄得尘土飞扬，管网改造致使污水横流，也是我们常能碰到的无奈。可是，一次施工让周围人的出行都成了问题，一次检修让一个小区倾巢而出，一次改造让大量商铺和公共设施运转停滞，不是城市应该呈现出来的状态。城市要正常运转，市民生活要正常有序，在这样的要求之下，城市建设和管理过程中造成的这些不便，简单地以“施工需要，敬请谅解”来告示，并不足以说明工作做到了位。
　　城市经济在加速发展，市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展。今天的武汉，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的力度，正是基于这一目的的积极回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早已无法刀耕火种，自给自足，城市生活的集聚性，和城市生活质量的日益提升，使我们对城市里的水、电、煤气、道路等一切公共设施的需求和依赖也日趋增强。这些公用设施一旦“停摆”，日常的生活状态势必受到影响。发生得多了，就自然有埋怨、反感、怒气，甚至导致不必要的冲突。
　　不可否认，每一次拓宽道路、修建桥梁、铺设管网，都是有益于百姓的工程。但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多为市民的生活考虑，多为现实的困难和不便考虑，摒弃建设和管理中的简单、随意，尽量减少破坏和干扰，需要进一步思考，需要管理的智慧。改造时让市民少受点停电停水之苦，少走些因为道路封闭的“弯路”，少一些噪音和粉尘，施工时多做些防护措施，多想一些替代的办法，多留一条可行的通道，挖出的泥土及时清理。注意这些细节，或许会麻烦一些，也增加一些成本，但它并非苛求，对于一个城市管理上不断追求完善的城市而言，对于一个人性化的城市而言，这样的考虑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经本报报道后，武汉水务集团表示要与武昌火车站商讨采用临时管道供水措施，可见并非没有减少影响的办法，只是事前没有这样去做。其实做好一点很简单，道理也很简单，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事件还要上演多少次，或者一直会上演下去，不知道这样简单的道理还要讲多少次，或者一直讲下去，才能让施工者体会被影响者的感受，施工前就尽最大可能做好减少影响的措施。
　　城市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高楼拔地而起，马路越修越宽，而市民的生活状态却像纸一样脆弱，随时有被干扰的可能，随时有被打断的可能，这样的城市，其整体表情，其运行状态，都是粗糙的，鲁莽的，缺少人性的细微体察的。
　　城市建设施工要尽可能减小对正常生活的影响，根本不是什么高要求、大道理，这样的要求要市民反复来提，这样的简单道理让人反复来讲，只能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急需改进。

耄耄老太怎还拾荒养母
□ 闵良臣
  
所谓拾荒，即捡垃圾，虽实在算不上一个行当，可即使在人类社会出现了“政府”这样的统治机构之后，不论小国大国还是穷国富国，也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社会，都不乏这种现象。
　　这几天虽也看了不少新闻报道，可不知是大脑麻木还是别的什么缘故，总提不起加以评说的兴致，直至日前在互联网上读到《重庆晚报》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位82岁老太夏淑清依靠在城市里捡垃圾赡养百余岁老母，尤其是读了其中的辛酸，比如她们月收入不足百元，10年没有真正炒过菜——终于忍不住要说几句。
　　尚未开口就已想到有人可能会说，此乃个别现象，实在难免。我当然能理解。但如果到处都是这种现象，不说我们的社会不成其为社会，至少可以说：那还像个什么话。
　　现在我们一开口就强调要让所有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不知道这母女俩是否也为改革开放做过贡献——想来应该有吧。既然承认人的能力有大小，当然也应该允许人的贡献有大小。从报道中我们看到夏淑清上世纪60年代初就来到她们现在生活的城市，先是做保姆，后来在餐馆干活。可见她年轻时也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客观上为我们的社会为改革开放做过贡献。
　　是的，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也的确还算不上富裕。再说，这么大一个国家，又有十几亿人口，要花钱的地方多得很。可我也还知道，我们过去一年的财政收入已经有了5万亿。5万亿是个多大的数目，对我们这个国家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有些百姓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政府不会不明白。难怪不久前还有位有头有脸的人曾向政府提建议，说是为了真正让国民普遍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好给每位国民发一笔钱。
　　这当然如同玩笑，也不知在世界上是否已有先例，可无论如何，有了一年5万亿财政收入的政府不能不去养活一位82岁的老太太以及她那在有些国家大概要当作“宝贝”的百余岁老母。换而言之，如果一个国家有了这么一大笔近乎天文数字的财政年收入，却不能格外照顾它那年老体迈的国民“安享晚年”，那么就让人不知道还应该说什么好了。
　　当然，就算政府实在有困难，也还应该有社会。我们这个社会中已有成千上万的大富翁。如果这些大富翁能发一点点慈悲，各自拔下他们的“九牛一毛”，政府再将这“九牛一毛”集中一起，设立慈善机构，办好慈善事业，也不至于让无数网民在上面提到的报道后面跟帖唏嘘感叹。
　　现在看来，不论我们的政府还是我们这个社会，好像都不是缺钱，也更不是养不起这位82岁的老太太和她那百余岁的老母，而是社会机制、社会道德以及“人心”出了问题。特别是如果社会机制不能起作用，别说一年财政收入5万亿，就是10万亿，也未必不会发生这种令社会耻辱之事。
（作者系《郑州晚报》首席评论员）

城管何以让人拍个照也不敢
□ 范大中（职员）
  
深圳龙岗平湖街道执法队在处理一起残疾人表演团非法演出时发生冲击，作为旁观者的程金玉举起相机拍照，被城管发现后招致数十人的殴打。（4月15日《南方都市报》）
　　天门城管打死魏文华，我们曾心存侥幸地想，可能个别品性暴戾的城管一时冲动，可能是意外事件。但同样是对城管执法拍照的程金玉也被殴打，让人实在不好以个别来解释。不管是天门城管还是深圳城管，见到群众对其执法拍照，第一反应就是冲上去一阵痛打，这明确传出的信息是，城管执法时旁观者是不能拍照的，否则结果的严重性会超出拍照者的预期。
　　所有的法律条文中，没有任何一条禁止人们对执法时的城管拍照。在城管所有公开的执法规范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对拍照的群众采取拳头措施。按对普通民众而言法无禁止即允许的原则，群众拍照是合法的；按对公权部门而言法无许可即无权的执法原则，城管制止群众拍照行为是越权的。发生拍照群众被城管打死打伤这样的事？作为执法者，城管对群众合法行为进行公开暴力侵犯，应作何解释？
　　事情已不再是城管越权违法那么简单，一见拍照者就如被抓住痛脚般暴怒打人的行为逻辑，显示城管对拍照者的痛恨已毫不掩饰。他们痛恨拍照者，要么就是张狂到了无法无天，甚至不允许人道路以目，要么就是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正义性信心不足，希望遮掩。深圳城管执法大队的有关负责人坚称当晚是文明执法，可既然没有暴力执法，何止于脆弱得这么厉害，看到镜头就要砸，看到拿相机的人就要捶？
　　执法权来自民众，可连民众的眼睛都不敢面对，拍个照都要暴怒起来把人往死里打，其合法性、正义性又在哪里？作为还要存在下去的一个机构，城管必须得正视其行为引起的越来越多的不如意甚至愤怒，工作理当有实质的改进，其执法应该经得起曝光，经得起大白天下，并且这种监督，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彻查“响一声”电话背后的利益链
□ 孙瑞灼（律师）
  
惹得天怒人怨的“响一声”电话终于引起主管部门的关注。4月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人士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对此保持关注，并开始着手了解相关情况。（4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面对“响一声”电话，一首歌谣道尽人们的无奈与骗子的疯狂：电话铃声响起，骗子开始耍你，一响就断陌生难辨，打回才知上当受骗，手机已被吸费，几十上百不等，骗子屡屡得逞……当前，这种电话吸费的骗术正在泛滥成灾。
　　然而，与我们每个手机用户的受苦受难不同的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相关人士4月1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均表示，对这一情况并不了解，需要向技术部门以及市场部的计费部门进一步了解情况。好一个“并不了解”。作为移动通讯行业的两大巨头，岂能对这种严重侵害客户利益的行为如此麻木、视而不见？这只能说明它们对用户权利的漠视，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缺失。更何况“响一声”电话危害面如此之广，几乎每个手机用户都深受其苦，说不了解情况说得过去吗？是真不了解情况，还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装糊涂”，这值得怀疑。
　　现在有关主管部门要介入调查“响一声”电话了，这很好。同时，有关部门要查查“响一声”电话吸费所收的钱都被谁拿走了，顺藤摸瓜，自然能找出其中的元凶。
　　有关移动运营商是否也参与其中的非法利益分配更不能放过。因为且不说
“响一声”电话对手机用户的精神骚扰，只说回拨电话扣取高额话费行为，如果没有相关运营商的配合，如何得以实施？
　　按正常思维，如果没有利益，运营商显然不会义务地帮这种非法的“响一声”电话代扣话费。那么，相关的运营商是否也从中分得一杯羹，获得了利益呢？这必须彻底查清。如果没有，调查也能还他们清白。如果有，则不仅要给予严厉的处罚，还要归还广大手机用户的损失。

还是多讲历史的必然
□ 杨于泽（媒体人）
  
前些日子，国王旺楚克领导了不丹的政治变革，把君主制变成议会民主制，让世界震动不小。
　　在4月15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学者徐友渔奉之为“掌权者主动让权”的美谈，他认为，一个国王主不主动让权，就看他德行如何了，因此在某些关键时刻，“可能就是最高掌权者的一念之差”。
　　一个国王如果道德高尚，克服了权力欲，可能会让权于民。旺楚克正是这么一位道德高尚的国王，他认识到“根据血统而不是能力选择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明智的”。若干天前，不丹国民还是专制的臣民，眨眼之间就成了国家权力的主人。
　　按此推论，不丹民主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偶然论的历史。旺楚克之前没有旺楚克，旺楚克是偶然的。国王这样“一念”，他就让权于民；国王那样“一念”，他就继续专制，旺楚克的“一念”似乎也是偶然的。这样不丹的民主化自然也是偶然的。
　　翻开二十四史，历史却充满“专念”。一姓一朝代，几乎都想“皇祚永固”，传之千秋万代。可是玩到最后，权臣出来，一心要夺江山，一个个前朝“后主”最后都办一个庄严隆重的“禅让”仪式，另开新朝。
　　再看看不丹邻邦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一念”也在专制，但现在尼泊尔人民选择了民主化，国王“一念”如何，已经并不重要。据说旺楚克正是观察尼泊尔政局后，加快了不丹的民主化进程。换句话说，国王旺楚克只是作了一个历史必然的选择。
　　“掌权者主动让权”确是美谈，但美谈往往是不可再现的。如果我们用旺楚克的眼光看尼泊尔，受到的启示应该是，人民要自己把握命运。

厨师吃不到蛋糕
文/李琼
  
新闻背景：珠海已经暂停一切形式的户口迁入。相关部门对于暂停原因、“解冻”时间等，均不予回应。
但据该市一位局级官员透露，此举是基于人口增加带来的公共财政压力增大。(4月16日南方都市报）
　　户籍大门一关，此外人等一概莫入。珠海如此推行“新政”，这户籍改革的“回头路”倒也走得干脆彻底。
　　外来落户人口增多，财政支出的压力加大，珠海此举还真似有“说不出”的“苦衷”。财政的蛋糕就这么大，分的人越多，每个人得到的分量也就越小，于是一番权衡之下，只有优先保证城镇人口的福利。可人家外来人口工没少打，税也没少交，做蛋糕有人家的份，分蛋糕的时候就挖出一条大沟，让人家够不着，这样的财政只怕是空有“公共”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