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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政府需要民众从外推动  杨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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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至少能给我们安慰和希望  令狐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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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的人要说“你真逗”  樊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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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杨旭  文/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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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政府需要民众从外推动
□ 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
  
市委市政府前天召开会议，誓师打造一个与民众零距离的服务型政府，并宣布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节假日预约服务、试行ISO9000质量管理等。这是武汉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步骤，顺应民意，也符合武汉发展的现实要求，值得人们期待。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好目标，但结果未必只有成功，心想而事不成，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个好目标如何变成现实，服务型政府如何成为可能，尚需政府、学界和民众一起思考。为什么建？为谁而建？拿什么驱动一个服务型政府高效运转？如果大家能够达成共识，就找到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路线图”，目标、方法、步骤即在其中。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政府职能持续转变，而驱动这种转变的，主要是政府的历史意识和自我期许。政府开启了市场化，推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它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从全能型、审批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再向服务型政府过渡。一种自我期许，一种单向承诺，一种道德自觉，推动政府自我限权、自我更新，而民众的参与性相对来说显得不足。
　　政府伦理、历史意识、自我期许，其能推动政府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不能把这些精神性因素当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唯一推动力。一个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是它的生命，如果怠于服务，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它不能拿民众不需要的东西供给民众，民众也不应该为任何伪劣公共品埋单，也就是说，服务型政府不能自视为一个自动售货机，它只能接收民众的购买指令，并接受公众的服务质量评判。
　　我们再打一个比方，推动企业进步的是市场力量，这是一种外部压力，如果自我期许也算企业进步的动力，也居于次要地位。政府相当于一个公共服务商，光自我期许是不够的，光“内部挖潜”也是不足的。历史上也不乏勤政的好帝王和廉官能吏，但倦政、懒政的帝王和官吏也不少。直至今日，政府倦政、懒政的情况也是常有，如何让他们作为起来，行政伦理不能不建立，但外部压力也不能少。
　　建设服务型政府，我们可以说它是改革，也可以说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不在于政府服务公众的目标，而在于对政府驱动力的创新，这种驱动力即民众的需要、偏好、愿望和意志。武汉正在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试点给了我们“先行先试”的权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把民众的需要、偏好、愿望和意志打造成一部引擎，安装到政府系统中，政府就会推动武汉又好又快地向前迈进。
　　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政府如何向人民负责，而人民如何对政府问责。按照初步规划，武汉将以行政首长为重点对象，建立健全质询、问责、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其实，有关法律早就白纸黑字，载明了人大代表质询、罢免等“问责权”，我们要做的不过是把纸上的权力落实为一种现实的权力，不过是“依法办事”而已。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可以“先行先试”，如果成功了，就闯出了一条行政体制与经济体制协调发展的路子。

真相至少能给我们安慰和希望
□ 令狐补充
  
天上的飞机是私人买的，地下的男人是自己要卖的。这大致可以粗线条地将近日发生在东莞的两条新闻凑在一起，反差正好也是天壤之别。
　　传说中，广东人除了“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凳子”，啥都敢吃。在我看来，东莞网友把广东人能吃的传统发扬光大了，连私人飞机都没放过。当然，是作为精神食粮和娱乐快餐。事情是这样的：有人上网晒东莞私人直升机的图片，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经记者查访证实属实。其实东莞这样的声名显赫的城市，有一架私人飞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据有关资料透露，中国富豪阶层具有购买私人飞机的财力的人达30万人之多。至于为什么没有三十万架私人飞机在天上飞，答案我也不知道，只能猜测有钱人都比较含蓄低调。
　　私人直升机是时代的产物，盛世的象征，但也很平常，这是我从网友们富有娱乐精神的互动中得出的结论。“东莞老板开着直升机去吃饭”，这样的调侃不错，但不够东莞老板开着直升机去小便到位有力。网友们面对距离自己遥远的富足与奢华的私人直升机生活，本该惊叹，却难得地保持了平和的心态，以及平等对待的立场，这才了不起。
　　“开这个出去不怕塞车”这样的戏言比前面的有劲道，至少开始折射现实了嘛。最搞的说法是“该直升机的老板是在骑电动自行车多次被交警处罚，最后被没收之后，一气之下买下的”，精辟啊，有创新精神！怪不得几乎所有网友都被雷到，齐声夸赞“太有才了！”为什么这么有才呢？不外乎在私家直升机这个真相之外，让大家对另一种真相触手可及，一起对东莞禁摩禁电后带来的崭新面貌感同身受。
　　私家直升机在天上飞，让人有生命不能承受的轻快感。而在地面上行走着、来自四川阆中45岁的男人房明银，则在东莞地界上给我们压上了生活难以置信的沉重。似乎所有的苦难都降临在了房先生头上，“大女儿病重去世，儿子小脑萎缩，小女儿先天性心脏病，老婆卧病在床，自身粉碎性骨折……”，只好用纸皮写上“卖身救儿女”，从广州一路到东莞，乞讨，哀号，兜售自己的身体。乞讨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水深莫测，欺诈流行，这是人们不肯轻信的原因。然而记者的调查证实了房先生没有撒谎……这也是真相，只不过是无法让善良人再展笑颜的真相。而且，这样的真相让我觉得现实中更加冰凉、坚硬。尽管生活在现实中，但却是因为现实距离我们太远了，富足才那样低调、含蓄；同时现实又距离我们太近了，苦难才这样无助、张扬。
　　对于我来说，调侃私家直升机带来的愉悦很短暂，很快就烟消云散，而房先生的悲惨的遭遇则很长久，像冰，仿佛要凝在心头。我想这也是大多数良善者共同的感受，我也深信很多人会向房先生伸出援手，觉得也没有必要再老生常谈的追问社会救助体系。我想强调的是，两则反差强烈的新闻都给了我们以真相。
　　虽然犹如经历了冰火两重天，无力无助之感阵阵袭来，但所幸我们知道了真相，这就是新闻的力量。真相，起码能给我们安慰和希望。
（作者系专栏作家）

欢乐很重要，OK？
□ 老 马（企业家）
  
奥运圣火传递中的一波三折，激发出海内外华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情感。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下的事件，并不存在“真相”的争议，国人的愤怒来自部分西方媒体画面及镜头的“选择性”，对“一小撮”太突出，而对“红色国旗的海洋”不重视。少数西方政治人物带有偏见的言论，更是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我不无遗憾地看到，西方媒体确有自己预设的立场，有刻意的导向，在许多问题上有双重标准，“客观、公正”云云，如果真是他们的职业理想，也没得到很好的实现。我希望国内媒体以自己的作为，为世界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
　　举办奥运会，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是一件大事情，成功与否，关乎民族的自豪。申奥成功那一刻，民众自发的欢庆，深深感染了我，我相信，中国人需要一次全民欢乐，需要一次契机，向世界展示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深刻变化，这会加快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融合。
　　在我的观念中，办奥运不是为了“扬国威”，也不必在成功中寻找自豪。这是一次“欢乐总动员”，是国人在封闭、贫穷的漫长历史苦难后与世界的一次联欢，我们的民族性格将在享受欢乐中变得更为开朗。从这个意义上，我祈盼一切自以为有道理的“闹场”行为就此打住，把欢乐留给民众。
　　有少数人试图先于欢乐，让我们品尝羞辱，我们有理由对此表达愤怒。但是，激愤之余，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我们的初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仍是我们不可更易的主旋律，“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应该成为更为坚定的目标。我甚至认为，我们可以更淡然一些，以微笑体现我们的自信，毕竟，我们要在举办奥运过程中享受欢乐，而不是显示悲情。
　　人民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人民需要一个欢乐的环境。如临大敌的惴惴不安，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一次奥运，可以承载很多的意义，但也有很多的“意义”负担不起，欢乐很重要，乐呵一下就很好，OK？

高考可以不唯一但公平是唯一
□ 徐光木（公务员）
  
浙江省公布了该省新课改高考方案，除了高考成绩，高中会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也都将成为能否被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中国青年报》4月17日）
　　许多人都为不再唯一的高考而欢欣鼓舞，单一的“统一选拔考试”退出高考舞台，就意味着高考的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寿终正寝了。但我认为高考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高考、高考该不该废除的是非层面的问题，而在于如何避免一考定终身，把高考的机会成本最小化的问题，所以不再唯一的高考是一种进步。
　　但是不是不再唯一的高考就自然实现了公平公正呢？我看还不一定。具体到每一个学生而言，高考的机会可能一生就只有一次，所以，高考方面的任何重大改革都应当慎之又慎，稍有马虎，都有可能威胁社会公平的根基。
　　任何改革都必须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对于高考改革而言，把会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其首要前提是会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健全和成熟，特别是目前对高校录取领域的监督制约机制和手段尚欠缺，高校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把不成熟的会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极有可能对现有高考的相对公平产生极大的破坏，好心办坏事。
　　高考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为确保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发展服务的，对于整个国家和每个公民而言，高考并不是目的，也不可能成为目的，而只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手段。
　　所以，我们在对高考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的时候，绝不能抱为了改革而改革的想法，把改革当作是目的，而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不再唯一的高考正是如此，考试形式永远都是次要的，都不会是唯一的，唯分数论也好，综合考评也罢，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高考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公平是唯一的。

吸烟的人要说“你真逗”
□ 樊艳兵　(职员)
  
中国每年与吸烟相关的直接医疗费用已经达到17亿美元，因吸烟支出的医疗费用和损失的劳动力共达50亿美元。同时，中国又是全世界烟草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最便宜的香烟一包才卖几角钱。据此，全国政协委员邵一鸣建议：提高香烟价格让一部分人抽不起，以解决全民控烟的问题。（4月17日《新快报》）
　　吸烟这东西看起很怪――越是高收入人群吸烟的越少，烟民主要集中于中低收入人群，但只要仔细想想又非常合情合理。姑且不论鉴于生命和健康之于财富的重要意义，越是高收入，越是“拒绝吸烟，从富人开始”，就算是沾上了吸烟的毛病，高收入人群相对于低收入人群也更容易分散或中止。富人的烟隐上来了，可以喝喝咖啡、唱唱歌、跳跳舞以分散对烟的依赖，或者直接上戒烟门诊以求“根治”，而穷人呢，那些没有任何物质或精神生活可替代，老婆和家人又不在身边的农民工，他们不抽烟又能干什么？
　　我们常常看到，越是穷苦的人，越是愁苦的时候，越是“烟不离手”，甚至满街转悠的乞丐也能不时地享受“吞去吐雾”的乐趣。对于他们，提高香烟价格意味着什么？用提高价格的办法解决全民控烟问题，其实就是对穷人的一种歧视。并且我看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效果，不过是为走私烟提供了生机。
　　条条道路通罗马，确保公众的身体免遭烟草的侵害，提价并不是惟一选择，如提高烟草的标准，控制烟草中有害成分，限制吸烟场所等等才是全民控烟治本之策。我不知道邵委员抽不抽烟，在抽烟的人看来，这个建议真的很逗。

看图说话  权力承包
文/李琼
  
新闻背景：广西贺州信都镇从2005年1月开始，市场上的猪肉两年没有检疫。据悉，信都镇唯一的合法检疫员姚树葵将检疫印章承包给一个体户，该个体户又将印章交给闲散人员操作，乱盖验讫印章乱收费。（4月17日《检察日报》）
　　市场经济的今天，“承包”早已是连小学生都不陌生的词汇，公交线路承包、救护车承包，可连检疫印章也能承包出去，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常常说“权力寻租”，指责那些不在阳光下的阴暗交易，而这位检疫员仁兄，堂而皇之以“承包”的方式出让，不仅胆子够大，观念也挺超前。既然是承包，当然要称一称，卖个好价钱。而这枚负责食品安全的印章，这份群众赋予公权力，真正的斤两有多少，不知道这样的职能部门和相关的监管部门称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