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编辑 肖擎 李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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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不能让黑恶势力的阴影扩散 李琼
专栏 中国元素和“民族”的出路 夏昌奇
时政观察 仅传播不实消息不足以成罪 浦江潮
社会放谈 最成功作家大度还是无知 叶雷
快语斋 真想摸到政府发的红包 一笑而过
看图说话 管得好宽 图/杨旭 文/肖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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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不能让黑恶势力的阴影扩散
□ 本报评论员 李琼
　　昨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1月12日，广东省陆丰市甲子镇一些“村民”持枪封路；4月22日凌晨，该镇新开张的金海大酒店被人枪击。在最新的调查中，此事涉及双方——当地的两位富商及其辩护者互指对方为“黑老大”，称事件为对方暗中操纵。
　　案件的调查还未结束，事件是否为社会黑恶势力操纵也还未得到警方确认，但“黑老大”这样的称呼，还是真实地折射出，黑恶势力的阴云，远没有从社会中，从我们的身边散去。
　  今天， “黑老大”、“黑势力”、“黑道”，这样的名词，已经超出了电影和小说的描写，而为我们现实的生活所感知。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他们不仅直接制造和介入冲突，其表现出的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更让“黑道中有人”成为一种最为威胁的语词。昨日的《法制日报》更指出，“权金化”已成为黑恶势力发展出现的新趋势，他们一边向经济领域渗透，依靠暴力、威胁等手段垄断经营，迅速实现资本原始积累；一边加紧政治渗透，寻求“红色外衣”保护，或者以企业家的名义骗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光环”，或者干脆自己混入基层政权，成为危害社会的毒瘤。
　　我们对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在逐年加大，但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空气中，这一股的血腥气息的传播，这一片暴戾阴影的渗透，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黑恶势力也在不断衍生和壮大，他们的生长空间正变得越来越貌似“合理”，组织性、隐蔽性、对抗性越来越强，他们的触角已经变得愈来愈纵深、愈来愈敏感而耐用。
　　唐山的杨树宽，石家庄的张宝义，北京通州区的房广成……从近年来警方已侦破的大量涉黑案件来考量， 当前的黑恶势力的存在，不仅呈现为一个简单的治安问题，而是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紧密相关。一方面由于转型期社会结构逐渐分解，社会建设短缺，基层政权控制力薄弱，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地方恶势力发育提供了土壤。
　　另一方面，则是公权力的寻租活动催化了黑恶势力的发酵。现实中，查办一个涉黑案件，倒下一批腐败官员，几成为打黑行动的特有现象。而法治进程数十年来，我国旧的法制沉淀没有彻底切除，造成了诸多领域立法的真空和冲突，其犯罪也利用这种短暂的空白得以维持。因此，防范和打击黑恶势力不能仅仅局限于司法机关，更应成为一项全社会的矫正工程。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有关部门表示，当前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的突出特点是“权金化”，一方面加紧经济渗透，在各个管制薄弱的产业和经济领域非法牟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加紧政治渗透，打造保护伞，在极少数地方，甚至影响到基层政权运行。
　　今年初召开的全国“打黑办”第九次主任会议，有关方面指出，当前我国黑恶犯罪正处于活跃期，严重危害党的执政基础，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决不允许黑恶势力在我国发展坐大。
　　从整个社会的范围铲除“黑色”的土壤，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黑恶势力的生长空间，我们的生活才能远离“黑”的威胁，这一片“黑”的阴影才不会在社会中扩散开去。

中国元素和“民族”的出路
□ 夏昌奇
　　图书管理员转身去拿我预订的书，我看到她后颈处的文身，是两个汉字——“因缘”，相当显目。她觉得汉字很酷，虽然大致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但当我告诉她这两个字来源于佛教时，她仍惊讶不已。
　　周末看电视直播NBA的比赛。在比赛间歇插播的商业广告中，海尔电器名列其中，广告内容很本土化，走的是国际大公司的路子。海尔是NBA的赞助商之一。
　　在纽约曼哈顿的迪士尼专卖店，成千上万种商品，几乎全部“Made in China”，这让想购买礼物带回国的中国游客犯了难。
　　以上罗列的，仅是我感受到的一部分。在美国要找类似这样的“中国元素”并不难，至少不会难于在国内城市找到麦当劳快餐店，观看好莱坞大片。
　　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现在要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和经验这可以说是最明显的一个方面。开放，英语里多表述为开门，是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当然也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说的，总免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嫌疑。中国门户开放的这30年，虽然既非空前，也不会绝后但的确值得反思。
　　总体上看，中国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增长的益处，但同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面对日益强烈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冲突，中国要向何处去？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
　　这并不是一个开与关、进与退的单项选择。关于全球化的各种理论中，对于全球化悖论的讨论尤其引人注目。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由的市场和贸易，但市场无法解决公平问题，理论上需要世界宪法和世界政府的存在。但各国之间的边界意识不是淡化，而是强化。领土之争并非个别现象，军备竞赛并未降温。“全球治理”还只是一个好的理念，强权才是国际硬通货。
　　另一个显著的悖论是趋同与求异。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不是国际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流行，而是民族主义的强化和文化冲突。这些冲突不是仅表现为思想和意识，而是血腥暴力甚至战争。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你死我活的竞争心态和思维定式并没有变。
　　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国崛起论”和“西方阴谋论”。放到全球化的视野中，我们不难看出源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斥责其情绪化和非理性，而忽略了历史和现实的，至少是在现阶段的某种必然性。事实上，我并不反对某种民族情绪的适度表达。这至少比直接的武装冲突要好得多。就像奥运会的初衷，试图用体育比赛来替代战争。但同时，我质疑民族主义的取向。以暴易暴、以牙还牙是暴力的逻辑，而完全没有文化宽容的余地。
　　我记得曾与一位研究美国史的前辈学者长谈，他认为人类的未来是世界主义的。听此言，我想起了康德。在康德看来，世界主义不是空洞的理想，而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人类具有面对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时道德意识觉醒的可能和能力。文化宽容是走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惟一途径。
　　人类的认知能力已很强大。我们制造的核武器足以在顷刻间毁灭地球。但愿我们的道德意识能够像康德预料的那样觉醒，而且但愿人类不是在面临核战争的灾难时才能够醒悟。（作者为武汉旅美学者  哲学博士）

仅传播不实消息不足以成罪
□ 浦江潮（教师）
　　4月28日山东胶济铁路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后，很多人都在网上发帖讨论此事。而山东高密一位名叫“SS山地师”的网友，因为转帖不实消息，夸大死亡人数，被当地警方抓了起来，拘留了5天。（《南方都市报》5月5日）
　　这件事让人感到后怕乃至恐惧——想想看，谁能保证自己在网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与事实毫无出入？尤其面对突发事件时，要想避免说错话，那么惟一的选择可能就是闭嘴了。
　　事实上，胶济铁路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后，正规媒体的报道也是与事实有出入的。比如事故死亡人数，先有媒体报道说死亡66人，后有新华社报道说死亡70人，最后南方周末报道说死亡71人，相差好几条人命呢。
　　在突发事件面前，媒体的报道有出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难以避免的。同样，网民们因为对事实不了解，出于关心而说错了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要求网民们闭嘴，就像我们不能要求媒体闭嘴一样。
　　从“SS山地师”网友的情况看，没有证据表明他夸大事故死亡人数有着主观故意，而且他只是转帖了别人的帖子，更重要的是，他的转帖“扰乱公共秩序”了吗？从“社会效果”看，没有人因此而恐慌，更没有人因此上街游行，“扰乱公共秩序”从何谈起？
　　依我理解，《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的拘留处罚，须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传播了不实信息，二是扰乱了公共秩序，两者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了“扰乱公共秩序”这个要件，单凭传播不实信息便可拘留一个人，那么我在网上随口开一句“今晚有暴风雪”的玩笑，便也可能被警察抓起来了。
　　同时，何谓“扰乱公共秩序”，需要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并非任何不实信息都能扰乱公共秩序，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那么公权力便可任意拿“扰乱公共秩序”来干预、侵犯公民的正当权利，“扰乱公共秩序”岂不变成了一个万金油式的罪名。

最成功作家大度还是无知
□ 叶 雷（教师）
　　5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以《China’s Pop Fiction》（中国流行小说家）为题报道了郭敬明，文章第一句是“现今，中国最成功的（原文为most successful）作家是24岁的青春偶像作家郭敬明”。
　　面对“中国最成功的作家”这一称号，有人认为郭敬明被高捧了，有人认为郭敬明“墙里开花墙外香”名至实归，一直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郭敬明似乎很谦虚，表示“我觉得很荣幸”。
　　现在是一个浮躁的年代，不少人看新闻都可能是只看标题的。但由于语言文字是富有艺术的，若只看标题，有时候又未免是一种误读。比如，《纽约时报》关于郭敬明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的报道，包括郭敬明在内的很多人可能没有细看内容，还真以为《纽约时报》是在褒扬郭敬明，于是浪费口舌去争论成功的标准，去发表“谦虚”的感言。而实质呢？《纽约时报》是在对郭敬明明褒实贬，是在借郭敬明讽刺中国的文学。我们来看看《纽约时报》关于郭敬明“中国最成功的作家”的报道吧。
　　“总是穿着奇装异服，表现得极度自恋”。“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在他的博客里贴出他半裸出浴、身穿名牌内衣和T恤的私密照。”“被中国最大的网络社区——天涯论坛评选为中国网友3年来最讨厌的男性名人。”这像在对一个作家进行赞扬吗？
　　《纽约时报》的主要读者是美国人，它的论据首先是要说服美国人。面对中国青少年作家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美国人本身都难以理解，因为他们认为“要成为一个有内涵、有深度的作家并不是写几篇小说就可以的，文化素养需要时间来沉淀”，所以美国人对郭敬明的作品根本不感兴趣，而是好奇“他的抄袭风波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纽约时报》报道第七段中的一句“他们混饭吃靠的是一张脸而不是文字”，说明了真意：如果郭敬明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那就可以想像中国的文学水平了。
　　很可悲，我们没有读懂《纽约时报》的报道，却在那里瞎争论。更可悲的是郭敬明本人，自己也不去好好看看《纽约时报》的原文报道，也不觉得羞愧，还“觉得很荣幸”。就像面对“你太有才了”的恭维，大言不惭地表示“谢谢”一样，真不知道是大度还是无知。

真想摸到政府发的红包
□ 一笑而过（教师）
　　最先得知政府会给每个公民派发红包，是早前关于新加坡的一个新闻，从2001年以来，新加坡就开始定期与国民分享财政盈余，接着听说香港、澳门都有此计划，现在内地的东莞也有这个打算了。近日，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表示，受澳门启发，初步设想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以应对高通胀的影响。
　　也许是自己太孤陋寡闻，看到这样的消息，两只眼睛瞪得老大，自从三年前从市直单位换到三本院校，本人就开始对个人所得税充满敏感，那时工资不过两千多，单月扣的税多达二百几，就是辛辛苦苦拿到六十元的英语四级监考费，都要被抽去十元，万一碰到年末发奖金，不过就是二三千而已，与工资汇到一起，扣得人心更痛啊。
　　当我开始每月交税，真真切切地当上纳税人时，我还真的就越来越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可是除了在网上喊喊，也没其他参与方式，现在听说要派发红包，我还真想实实在在摸一下这个红包的分量，不知道这算不算纳税人的荣誉感。
　　有人说，红包发得少，没什么用，这种做法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实际上我怀疑说这话的是因为他的钱来得太容易，没有真真切切感受到生活在下层人的痛苦），对我这样一个收入一般的人，现在物价上涨都压力不小，更何况那些没有稳定收入，天天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呢？不要小看菜价从1.5到2.5元，那已经让我在每次买菜时缩手缩脚，不要小看几百元钱，那已经会让我高声招呼全家去吃吃大餐改善伙食。

看图说话 管得好宽
图/杨旭 文/肖擎



    新闻背景：贵阳日前下发通知，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禁止到阿哈湖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游玩。阿哈湖不但是贵阳市民休闲踏青的天堂，也是城市供水的主要水源地之一。时下正是旅游旺季，这给贵阳饮用水源保护带来巨大压力。（5月5日《华西都市报》）
　　出此招的部门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不过，旁观者异议丛生，就连贵阳的市民也看出了问题，“我去游湖，总不能让我出示身份证和工作证吧？”看来，这样的“好心”得到的支持不多啊。
　　疑问是明摆着的：公务员算不算市民？公务员“禁止游湖”，市民要不要禁？观光的游人要不要禁？要不要配备专门的班子来禁？怎样才能把公务员从游湖的人群里揪出来？
　　阿哈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游湖的人容易致使湖水污染，还是有其他原因？这些都不清不楚。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根杆子伸过去，怎么看都像是六个指头挠痒痒，多了一道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