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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以最大努力去愿城市文明心愿  肖擎
专栏  自敛一点，不给别人添烦  刘洪波
快语斋  今天你“致中和”了吗？  徐迅雷
时政观察  答非所问的公开毫无意义  练洪洋
社会放谈  权益维护渠道首先不能“锈”  赵登岩
读者来信  救灾审计要有一本公开的明细账  禾刀
看图说话  对比  图/杨旭  文/李琼


以最大努力去愿城市文明心愿
□本报评论员 肖擎
       昨天，2008年版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出炉。这个新的测评体系显示，今年创建的测评项目从113项调整为111项，标准由原来的272项调整为276项，其中对创建申报前置条件、经济发展指标、城市硬件建设指标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与此同时，我们获知的还有两条信息。一条是在111项指标中，武汉已有66项达标，另一条是武汉迎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还剩100天。前一条意味着，武汉还有45条没有达标，任务依然很重；后一条意味着，我们这座城市将面临一场大考，它将被摆在一个大的场景里接受考核与检验，并被评价，我们的文明水平在全国居于怎样的位次。
　　从一般意义上说，城市文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座城市带给人们的一种感受。但作为一种创建行动，必须要有针对性和方向感。全国文明城市反映城市整体文明、和谐程度的综合水平，测评体系涵盖城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武汉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剩下的100天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个指标体系中没有完成的每一个项目做到位，通过最大的努力写下武汉创建文明城市无可争议的成绩。
　　通观这个测评体系，可以发现，指标有硬有软，一些指标被量化，一些指标是感受性的。测评体系有此区分，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态度也要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指标，我们理当不折不扣地完成，对于那些感受性的指标，我们也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折不扣地做好每一个环节。我们无法以做得差不多而给自己一个安慰，唯有争取在每一个测评项目上达标，方能不留遗憾，在每一个事关文明的领域都有进展，才堪为一座中部特大城市的追求。
　　城市是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活动的综合体，城市文明通过人的发展最终体现，依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而保障。武汉正处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冲刺阶段，市民行为、城市管理行为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努力，例如背街小巷脏、乱、差，污水、垃圾处理率、空气净化率不高，市民言行不文明，车站码头和校园周边秩序混乱，企业不诚实守信问题仍然存在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应当成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平台。
　　创建行动的主体是全体市民，但主导者、垂范者是政府，从这个层面讲，政府需要和社会一起，共同致力于文明风气的转变。政府需要继续加强各项工作，以自身的改变引领社会的改变，同时，尤需让创建的成果切实体现为民生环境的改善，让市民感受到这样的创建与他们有关，让文明为市民所知所感并能充分享受。惟其如此，方能上下同心，创建也才能收到实效。
　　“全国文明城市”并不是一个就手而得的称号，创建有成也非可以永久拥有，一些监控性的指标使得获得这一称号的城市仍然需要保持甚至提升自己的文明水平。文明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对人类如此，对城市亦然。人类有这种追求，我们才可以从原始走到现代，并不断走下去；城市有这种追求，它才是我们希望的所在，幸福的所在。

自敛一点，不给别人添烦
□刘洪波
        本报昨天报道，数百位市民评点“最反感的公交陋习”，五大陋习名列前茅，依次为车上吃早点、车厢内吸烟吐痰、向车外及在车内乱丢垃圾、争抢上车不排队、不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公交行为文明，关注的人还是不少。
　　行为文明，其实就是人与人相互关系中的分寸。过去中国人讲礼数，现在换个说法叫文明。讲礼数，低一点的要求是“守礼”，能够按照规范去做；高一点的要求是“达礼”，明白为什么要有那些规范，这就是“知书达礼”，达礼是通过知书而实现的，知书，就是讲精神上对礼有认同。
　　当然，我并不说讲文明和过去的讲礼完全是一回事。例如过去的礼是有罚则的，宗族、家庭会执行罚则，社会精神上甚至“礼教杀人”。而现在，我们讲文明，文明要通过文明的方式去实现，而不是靠惩罚来实现，用规范的说法，大概就是“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吧。现在街上不会有人拿着袖箍搞吐痰罚款，不是说吐痰无所谓了，而是我们相信这种事情不是靠惩罚的办法，而是靠文明自身的力量去逐步实现。
　　城市是一个密致的空间，很多人在一起生活。讲求行为文明，不只是一种个人修养，简直就是一种生活必要。例如晚上12点，你要在家里唱歌，不超过一定分贝，也不会犯法，但你未必这样做，哪怕你不困，左邻右舍、楼上楼下的人困啊。
　　公交车比一般的地方更特殊一点。在社区、在职业场所，你碰到的是熟人，可能约束自己多一点，公交车是狭小的流动空间，陌生人之间距离很近，行为文明就更多地靠每个人内在的习惯，而不是靠怕在熟人面前丢份。这就是说，你需要意识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分寸感，而不是到了陌生人面前就什么都不在乎。
　　车厢内吸烟吐痰、乱丢垃圾、争抢上车、不给老弱病残让座，这些事情真的很丑。不做，也不能说就有什么光荣，只是一种基本的礼仪罢了，就算是行为及格吧。但像在车上吃早点，这个事情应该具体分析，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很忙，有的人一起来，要赶忙过江上班，在车上用早点，也不是不可以的，你拿着饼干面包牛奶在公车上用，不见得就会烦到谁，但你汤汤水水往车上端，总不免让人担心会被泼溅到，这就不好。总之，公车上的行为文明，不见得要条文毕备，严格执行，而是大家都自敛一点，不要给别人添烦。现在是个性张扬的时代，但张狂无礼狗也嫌，不能算是优点。
　　还要说到的一点，是武汉的公车给很多外地人留下不好印象，例如公车之间抢行、进出站秩序乱、随便上下客、路上疯跑等等。以对武汉形象的损伤和对市民生活的影响来说，这些现象其实比乘客的不文明行为更需要改变。市民检讨乘用公交的行为文明，这是约束自己。公交也应当自己改变陋习，可能公交主管方面做得不少，但实话说，应该做得更多一些。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主任　杂文家）

今天你“致中和”了吗？
□ 徐迅雷（编辑）
        你知道“碳中和”吗？1只节能灯，1年节电71.5度，中和掉二氧化碳68.6公斤——北京人正在尝试“碳中和”生活。百姓购买的是“1元节能灯”，差价由政府补贴。
　　今天你“碳中和”了吗？这个问题如果问我，我会回答：是的，我在努力做着。就在前几天，我自己动手爬上梯子把家中的顶灯换成了节能灯；较长一段时间来，我购书购物尽量自带环保袋，尽管不可能完全避免使用塑料袋。
　　“碳中和”是一个新鲜名词。英国已兴建首个“碳中和”生态村。新牛津英语字典2006年度词汇就是“碳中和”：日常活动可能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通过植树等方法来中和抵消。在凤凰卫视的一期节目中，一位京城嘉宾说自己尽量不开私家小车了，如果实在没办法，就累计一年的碳排放量，植树时就去郊区栽种一定量的树木来中和抵消。目前全球气温已达12万年来的最高值，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碳中和”涉及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个人行为，仅凭百姓个人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产导致的碳排放，比生活导致的碳排放更严重。如果各级官员、各家企业都能争戴环保和绿化的“绿帽子”，甩掉浓烟滚滚污染严重的“黑帽子”，那多好。“碳中和”需要全民共识，需要全社会的行动。
　　科学家说，城里的一棵大树，抵得上五六台空调，不仅带来阴凉，而且还能中和二氧化碳。人类排放的碳，靠森林树木吸收，但自然环境最弱势。最可怕的是，人类对环境往往拥有“合法伤害权”。环保作家徐刚说：“中国，你要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如果不小心翼翼，那么“辉煌”其实是海市蜃楼，无法接近。

答非所问的公开毫无意义
□练洪洋（媒体人）
        北大3位教授上月向政府部门追问首都机场高速15年巨额收费去向。24日， 他们收到了北京市发改委和交通委的答复。但就未对教授们提出的“贷款总额和收费金额去向”这一核心问题给予直接答复。（6月25日《京华时报》）
　　避重就轻、答非所问，不但让追问此事的3位教授不满，相信所有关注此事的公众都会深感失望。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当初立项时定为“政府收费还贷公路”，其特征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贷款全部还清后应停止收费。但建成收费3年多后，该公路的性质变为“经营性公路”，重新核定了30年的收费权。突然改制的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故事”？是谁的利益在作怪？有关部门讳莫如深。因此，这条高速公路的贷款总额、总收入、收入支出这些项目对于公众来说就变得十分有价值，3位教授要求公开的核心问题也在于此。
　　但是，北京市相关部门对此避而不谈，三言两语就把皮球踢得远远的，让你不可能从中找到半点有价值的东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属于公开范畴，他们也是公开了，形式上没有违例，无懈可击，只是在内容上大打折扣。对于政府机关而言，此举既得公开之名，又行保密之实，可谓一举两得；可对于公众来说，这种避重就轻、答非所问、所谓的“公开”是另一种信息不公开，挂羊头卖狗肉甚至比过去的不公开更让人反感。

权益维护渠道首先不能“锈”
□赵登岩（媒体人）
        广州市公安部门近日在答复人大代表建议时表示，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处罚，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南方日报》6月25日）
　　城市里那些“赌命”寻死者，究竟有几成是在搞“自杀秀”？权威调查前，我不好妄作推论，然而不到愁肠百结走投无路，有多少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交换什么呢？因此，即便只“秀”一下，在高楼狭窄的墙壁上胆战心惊都不是件好玩的事，都需要支付巨大的安全和尊严成本。
　　比如时常可见的农民工跳楼讨薪。笔者从来不认为每一名有勇气爬上楼顶的民工都抱着必死的决心，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为了要回被包工头扣发的血汗钱。从这个角度理解，民工跳楼讨薪也是在“作秀”，而且不可避免影响公共秩序，此时若对他们采取治安拘留处罚，无疑会让他们原本就艰难的处境雪上加霜。
　　不可否认，只要跳楼秀还能“秀”出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成果”，就会有更多人加入该队伍，甚至催生出受雇于人的“跳楼专业户”，从而加剧对公共秩序的危害和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是有必要明确，那些“跳楼”的表演者始终是寄居在城市里的弱势群体，他们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正常的途径无法解决，他们亟待挽回的权益通过正常的渠道不能挽回，不拿自己的生命去“秀”，去赢得舆论同情主管部门关注，他们还能靠什么维权？

救灾审计要有一本公开的明细账
□禾 刀（职员）
        6月24日，国家审计署发布了抗震救灾物资资金审计2号公告。审计虽然发现了一些管理上不够规范等问题，但尚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问题。（《新京报》6月25日）
　　6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月整，审计署发布了第1号审计公告，但全文只有区区1137字，6月24日，又发布了第2号审计公告，但也只有5888字。从审计公告内容来看，审计工作正在不断深入，但两份公告都存在同一个问题，即对问题的阐述往往点到为止，讲面上的工作多，具体内容公众很难进一步查阅。
　　面对至今国内外捐出的高达400多亿人民币的款物，怎样科学合理地分配好这么大的一笔爱心款物，确保顺利抵达灾区群众手中，一直是公众十分关注的。许多公众本来就是奉献爱心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有权利获知自己的捐款的使用情况。
　　其实，审计署可以在自己的网站上增设救灾审计专栏，详细披露审计情况。公开审计的详细情况，肯定有利于化解公众由于信息匮乏，产生的误解乃至矛盾。相对于万人审计的浩浩荡荡，将这些审计信息搬到网上，应该算不上一件难事吧。

看图说话  对比
图/杨旭  文/李琼
        新闻背景：黔西县近年打造“亮丽工程”，大规模“美化”街道、摆设鲜花，每年均“确保财政投入至少在一个亿以上”。日前，当地政府巨资花费590万元打造的巨幅全铜狮像现身十字街头。据悉，黔西县是有名的贫困县、上访县。（6月25日中国广播网）
　　置群众络绎的上访于不顾，执著地年年投入亿元搞“亮化”。一个“生态最脆弱、贫困程度最深”的贫困县集这两种图景于一身，形成了政府形象工程的追求与民意诉求间明显的强弱对比。
　　群众话语权太弱，行政权力得不到规范和制约，“亮丽工程”照亮的就只能是公共权力的一副蛮横的巨人模样，形成罔顾民众利益间“一边倒”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