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编辑  肖擎 李建华

目录
社评  从源头入手治理违建顽症  李琼
专栏  你也“裸捐”试试   夏昌奇
时政观察  虎照门里的政治旧思维   杨于泽
社会放谈  别把免职当成卸责的制度性后门   禾刀
读者来信  房地产商不能靠讹诈来自救  周东飞
经济走笔  人们更关注社保基金的安全   王 攀
看图说话  不仅是插错了时段 图/杨旭  文/肖擎


内容

从源头入手治理违建顽症
□　本报评论员 李琼
    6月30日，市政府常务会原则通过《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暂行办法》，采取对违法建设断水断电、快查快拆、加大追责、举报有奖等新规，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势向城市违法建筑开刀，以遏制屡禁不止的“种房”现象。
　　违法建设禁而不绝，且渐有蔓延，已成城市管理的“顽症”。对违法建设痛下猛药，加大对相关职能部门的问责，体现了政府执法决心之坚定。城市发展的健康有序，必须要对违法建设说“不”，否则法治威信难立，城市规划难行，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得不到维护。但要达至理想的治理效果，在加大整治力度的同时，还需多从源头上想办法，以拔除违法建设产生之根源。
　　多年来，违法建设的“成长”几乎与城市发展如影随形。一座座违建房拔地而起，其间有城市改造和拆迁过程中产生的利益驱动，有相关制度的尚待跟进，有管理部门的职能脱节和管理滞后，也有城乡接合部相对复杂的管理困境，以及外来人口和城市贫困群体迫于基本生存需求的现实无奈。
　　针对“种房”顽症，近年来武汉相关职能部门的执法力度在不断加大，但违法建设还是如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始终难以遏制其存在。管理现实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个从源头上制止违法建设的办法，没有一个使违法建设一出现就被喊停的规范，拆违就会成为一件永无尽头而且矛盾多发的头疼事。
　　既然是违法建设，一开始就不该让它盖起来，就不能让它“长高”、“长胖”，长成了“巨无霸”、长成了“握手楼”、“一线天”再去拆除。如果在违法建设诞生之前，就有刚性的制度约束，根除逐利者可能的利益引诱，城市管理就会减少大量的被动。为了拆除违法建设，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无形中增加了行政成本。这样的社会资源的大量支出和浪费，是城市管理中应该避免的。
　　武汉对违法建设的强势宣战，已经彰示了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积极努力和坚定决心。拆除违法建筑，要拆除其利益壁垒，也要补起制度和管理上的缺陷和漏洞。多从源头上想办法，既是杜绝违建房的产生，也是杜绝新的社会矛盾和对抗的产生，有如此的考量，才能以更小的治理成本解决更多城市管理“顽症”。

你也“裸捐”试试
□ 夏昌奇
    盖茨引退了，消息在中国激起的反响比在美国还大，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国内舆论主要集中在盖茨的“裸捐”上，压倒性的声音是号召国内富人向盖茨学习。树典型，是我们的惯例。现在树了个洋典型，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不晓得请不请得到盖茨来作巡回事迹报告。
　　这种反响，反映了民众对慈善事业的热切期盼。不用讳言，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以前在家庭中、在单位里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超出了家庭和单位所能承受的范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国家权力正逐步从一些领域退出，社会空间有所扩展。近年来在环保、疾病防治、教育等领域，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始活跃起来。但与庞大的社会需求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不够，只能说是处于起步阶段。
　　有数据显示，中国人均GDP较美国相差38倍，但人均慈善捐款则较美国相差7300倍。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巨大的差距？是中国人吝啬、缺乏爱心？当然不是，四川大地震后的赈灾是个明证。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人性、国民性方面，而是在社会意识和制度安排上：内在地说，我们还没有形成依靠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共识和习惯；外在地看，相当滞后的社会管理制度束缚了社会的手脚。
　　回顾社会救助的近代史，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两阶段：传统的乡土社会，救助主要是在家庭、家族、宗族的范围内进行的，多由乡绅主导。解放以后，社会救助由国家包下来，具体由大小单位承担。改革开放以来，乡土社会格局早已不复存在，单位体制也被打破。在国家福利无法全覆盖的情况下，社会救助落空了。
　　这种状况并非中国大陆所独有，台湾地区也有过类似时期，解决办法是充分发掘和利用社会资源，其中政府起了推动作用。举个例子：1970年代，台湾省政府积极支持慈济在花莲兴建慈善医院，为慈济功德会这一佛教慈善组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7年台湾解禁以后，慈济功德会、佛光山、法鼓山等慈善组织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台湾社会救助的中坚力量。
　　在我们这边，在盖茨裸捐后，如果想成立自己的基金会，恐怕也不是易事。因为按照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申请登记时须出具“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要先找个“婆婆”把自己管起来再说。所以，供给慈善的办法是充分发动社会力量搞慈善，这比光指望少数富人千金散尽要靠得住，更常态。
　　借助社会资源解决包括慈善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需要我们转变观念，改革制度。我们在30年前打破了计划体制的束缚，解放了生产力，得到的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今天，我们要打破社会管理的束缚，解放社会力，依然需要葆有那份勇气和决心。
　　（作者为武汉旅美学者、哲学博士）

虎照门里的政治旧思维
□ 杨于泽（媒体人）
    周正龙招了，虎照是他造的假，陕西镇坪华南虎纯属子虚乌有。陕西方面则宣告，造假乃周正龙一人所为，没有公职人员涉入。这就说政府与虎照造假没有关系。
　　但是，虎照门与虎照不是一回事，与虎照造假也不是一回事。虎照门作为一个社会事件，能够喧腾中外，有假虎照自然是前提，但也离不开诸多官员的“挺虎”，以及官方拒绝回应民意。政府悬赏找虎，农民周正龙伪造虎照，得赏钱2万元。小小一个诈骗案，不过一场感冒，政府一针下去，必定霍然而愈，但竟然搞到卧床八九月。
　　如今一举破案，周正龙被抓，10余官员受到处理。政府开始整风了，针对的问题，是“相关部门和公务人员作风漂浮、纪律涣散、责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识淡薄”。官员有问题，但官员是政府雇员，如果政府管理有方，问题能大到哪里去？官员的问题，是政府袖手旁观的结果，其根源是一种传统政治思维。
　　传统的政治思维，认定权力神授，干什么都是“奉天承运”，至于人民赞成还是反对，并不重要，也不必关心。史书上讲商鞅立木取信 ，燕昭王千金买马骨，都是说“信”对于政治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中，传统政治不过是牧民之术，权力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民众赞不赞成、同不同意。
　　但虎照门发生在21世纪，权力来自人民托付，政府必须按人民意愿行事。戳穿假虎照，现在回头看，政府“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果政府在乎舆论，知道政无信不立，只消把刚完成的调查提前即可。官员乱说乱动，损害政府诚信，但政府可以及时设置“停损点”，实施危机公关。可惜旧思维惯性太大，盲目自信，错失了停损的良机。
　　观好莱坞电影，屡见现代人堕入古代社会，结果四处碰壁。在虎照门里，则是政治旧思维闯进21世纪，自然也是四处碰壁。看来，我们讲“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应当讲讲“科学发展”之后的权力观，赶快更新政治思维。人民要真相，你就给真相，不要我行我素，不要敷衍塞责。

别把免职当成卸责的制度性后门
□ 禾 刀（职员）
    继天水高考舞弊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山东阳谷县农业局副局长霍继刚被免除公职之后，山东阳谷县农业局局长燕兆启也被宣布免除公职，但当地官方没有公开宣布该人事任免的具体原因。（7月1日《长江商报》）
　　对涉嫌高考舞弊案的责任人予以免职，这体现了制度的严肃。但是，这种免职会否成为究责的起点，还得拭目以待。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免职早已走出正常调动的范畴，异化成对党政干部“过错”的一种处分。然而，免职根本就不是什么处分。
　　目前，对党政干部的问责处理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分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对公务员的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其中撤职与免职并不相同。按照《公务员法》，干部一旦挨了处分，提拔任用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而免职既然不是处分，即使暂时拿掉官帽，从制度上讲还有重新戴上的可能，或者可以堂而皇之地委以他任。
　　如果作为先免职后处理的一种应急性措施，对问责干部先免职确有必要。问题是，免职常常被异化为一种看似处分却又不是处分的处分，成为一些组织在考量处分标准的重要减轻因素，甚至把免职当成了一种应急公关机制，只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交代。
　　这样的免职处分，对党纪国法威信的损害自不待言。纠正这一错误倾向，既要严格依法依规，还要强化有关制度建设，从制度上杜绝漏洞，不能让免职成为某些领导干部卸责的制度性后门。

房地产商不能靠讹诈来自救
□　周东飞（媒体人）
    房地产商和他们的专家代言人从来没有如此悲情过，他们说如果银行继续不放贷，如果市场继续没有成交量，开发商必死无疑。救市，救市，这样的声音不独股市里有，楼市也加入了呼救的合唱。（7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房地产商及其代言人说地产救市岂是为一己之利，他们说若不救市则中国宏观经济危急，若不救市则金融安全危急，若不救市则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危急。看来世人误会他们太深太久，原来他们如此这般地以天下为己任。
　　政府之手曾被他们斥责，那是因为他们担心过高的房价被调控。如今这只手被他们呼唤，是因为他们需要政府为低迷的楼市护盘。这悲情的呼救很可能打动心软的政府，何况那悲情又包裹着天下为公的“大崩盘”讹诈。苦肉计的上演并非从今天开始，这一轮调控之初就有房产商显出痛不欲生的样子，哀呼“拐了拐了”。6月3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房屋销售价格继续较快上涨。可见，调控未毕其功，悲情近乎表演。
　　不过，住房市场成交量大跌，却是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事实。问题是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果然如房产商及其代言人所说，是房地产市场的末日吗？或许结论恰恰相反，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向健康的契机和标志。硬性需求曾经是房产商维护高房价的最牛理由，如今他们面临的却是一种“硬性不需求”，但这种需求的降低恰恰是市场理性的表现，购房者将在他们认为合理的价位上成交，仅此而已。
    
人们更关注社保基金的安全
□ 王 攀 （职员）
    6月30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正式公布2007年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依托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红火的资本市场，2007年社保基金的收益也达到了社保基金理事会成立以来的最高峰。（7月1日《京华时报》）
　　2007年，中国几乎所有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依托红火的资本市场，社保基金2007年度取得高达43.19%的收益率，也在情理之中。但应该看到，这种高收益率不过是在特定环境的结果，随着2008年全球资本市场的惨淡和国内股市的持续下挫，在2008年度社保基金收益率如何或许又将是另一番结果。
　　而与社保基金收益率相比，人们更关注社保基金的安全问题。随着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社会保障待遇标准的提高，社保基金收支规模越来越大。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固然是一个问题，但社保基金的安全问题不是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2006年上海出现的社保基金案为社保基金安全敲响警钟，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因此，对社保基金加强审计，完善基金要情报告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推动基金管理的制度化仍是当前之需。
　　而在社保管理体制上，是将社会保险费多部门征收、多部门管理的现状集中为一个部门，还是通过有效分权，相互制约，从而保障基金的绝对安全，这有待决策机构和立法机构明断。

看图说话 不仅是插错了时段
图/杨旭 文/肖擎


    新闻背景：近日，江苏某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任意插播国家明令禁止的性病等不堪入目的广告，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网友看后呼吁应严惩这些违法广告。（7月1日《新快报》）　　这样的广告猛一看，搞不好还真容易看成是解说字幕，选择在《新闻联播》时插广告，赚眼球的胆量绝非一般。
　　垃圾广告已经不新鲜，一般情况下，观众要么换台，要么关电视，总还可以忍气吞声。不过明目张胆地搭《新闻联播》的便车，实在是太没政治觉悟，有政治觉悟的人见了，是很难再忍气吞声的。垃圾广告之所以垃圾，一方面是不论观众接受与否就强行灌输，另一方面是内容虚假，没个真，电视台捞商人的钱，商人捞消费者的钱，这样的喇叭听多了，难免惹人厌。可是老关机，老换台，总不能说是观众的一个良好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