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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改革试验须有更多突破  李建华
专栏  你确定要变成残疾人？  刘洪波
时政观察  多渠道信息提供更能增强信任  杨于泽
快语斋   一个条例催不熟道德  稻草人
社会放谈  少一些面对天灾时的无可奈何  方小川
边鼓录   院士由高校共享有何不可  陈 博
看图说话 投社会福利之机 图/杨旭 文/李琼


改革试验须有更多突破
□ 本报评论员 李建华
     前日，省工商局发布《武汉城市圈市场主体准入一体化试行办法》，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和地域分割，实现市场主体准入条件、程序、服务、监管“四统一”。今后，武汉城市圈内的市场主体，无论是异地冠名、登记年检，还是流动迁移，都可享受大区域市场一视同仁的准入待遇和服务。
    省工商局推出的《试行办法》突出“城市圈”大区域概念，作出了一些突破性的规定，对于消除圈内城市之间的市场壁垒，搞活圈内经济，形成通畅而有活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具有重要意义。开启市场主体准入一体化，是近段时期以来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突破性大动作。
    试验区获批，武汉城市圈赢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张美好蓝图摆在我们面前。当初庆典般的激情过后，需要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政府埋头苦干，扎实工作，把加快发展的意识和迫切愿望注入到实际工作中，矢志不渝地牢牢抓住改革试验这条主线，积极为改革试验想办法，干实事，通过不断推出创造性的有力举措向人们证明：改革试验正在大力推进之中，没有冷却下去；改革试验区不只是一个概念和一张“画饼”，而是可期实现的美好愿景。
    当前，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在思想观念、政策措施诸方面不断突破，牢牢树立改革试验区意识。如同深圳人总是追问“特区特在哪里”，以此来激励城市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不停歇的创新与进步，我们也当时时追问“改革试验区，我们改了什么，试了什么”。改革试验区意识，改革试验热情，必须成为武汉城市圈创新与突破的持续动力，不能热一下冷一下，不能不愠不火，更不允许毫无作为。
    以此而言，城市圈市场主体准入一体化只能是我们树立改革试验区意识，寻求创新与突破的初步体现。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繁荣兴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建设和谐进步的区域性社会共同体，率先实现中部崛起，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摸索探路。
     经济发展一体化需要打破壁垒，社会发展和管理一体化同样需要如此，举凡医疗、教育、科技、人才以及户籍管理、社会治安、福利救济等方面均应消除区隔、缩小差距，进行紧密合作和交流，共同改善提高社会福利，形成更加文明和谐进步的社会人文环境。
    不论是经济发展一体化，还是社会发展和管理一体化，都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例如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通信。目前，有关方面已制订城市圈交通规划，届时武汉将与各个城市之间形成快速对接。我们期望这些宏大规划早日变成现实，而眼下如何最大化地发挥现有道路交通的效能应当提上议事日程，比如解决公路收费站造成的壁障和阻碍。
    武汉城市圈本身基础条件良好，如今又有难得机遇，正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武汉已经成为“一座被看好的城市”，从被看好到在中部率先崛起，其路迢迢。我们相信只要坚定改革试验区意识，咬定目标不放松，先行先试，不断突破创新，崛起的愿景，市民的厚望、国家的托付都会实现。


你确定要变成残疾人？
□ 刘洪波
    一只手和1万块钱，你选择哪样？
    我承认这是一个残忍的问题，但我知道如果面临这样的情况，你会选择掏出一万元钱，而不是选择落下一只残疾的手。
    恭喜你，为了你能够拿出1万块钱。
    打工仔陈龙得到的是另一个答案。
    《武汉晚报》7月1日报道，来自湖北枣阳的17岁打工少年，在武汉一家塑料袋小厂打工，右手三个指头被机器绞伤，被来自福建的工厂合伙人之一陈文进送到市五医院。医院诊断，手术费约1万元，可植皮保全两个手指；费用1800元，则三指截肢。陈龙不想截肢，陈文进不同意植皮，僵持约两小时后，陈龙只好同意截肢。医生梅红军说，深表遗憾，但家属不同意植皮，医院无能为力。
    断者不可复属，如同死者不可复生。少年打工者陈龙将带着缺失三根手指的右手生活，我想，每次看到这只手，他都会想到1万元这个数字。1万元还是1800元，决定了他的右手是基本不丧失功能，还是功能基本丧失。
    我设想，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陈文进的身上，这位“工厂经营困难”的老板将怎样选择，出1万元钱保全两根手指，还是出1800元把两根可以保全的手指锯掉。我知道，要一个人完全体味另一个人的感受，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我仍然无法想象，当一个人选择让另一个人残疾而不是基本健全时，到底有怎样的心理活动。
    我已经知道，医生提供了两种治疗方案，并为最终被选择的是便宜方案而深感遗憾。我也知道，不管该叫运营还是运行，医院都有许多现实的困难。 “百分之一的希望，百分之百的努力”，这往往是与人的生命、健康紧紧联在一起的一个说法。但现在，人所面临的是医学上有巨大希望而经济上令人不能不放弃的情况。这就是说，你的肢体的健全甚至生命的存续，不再取决于生理学、医学上的状态，而取决于你经济学、社会学上所处的位置。
    少年陈龙丧失三根手指，我们可以追问雇佣者为何不全力救治他，换一种情况又如何呢，设想你在地里劳作，或者你在家里呆着，出现了身体或生命的紧急情况，家人将你送到了医院，而医院告诉你和你的家人：两种方案，一种两万元，胳膊可以接活，或者生命可以保住；另一种3千元，锯掉胳膊，或者只能听天由命。你怎样决定，你的家人怎样选择？    
    一边是健全，一边是残疾，视你出多少钱而定，有人会说这很正常啊，有选择，就是最不坏的办法了。我想，这大概也可以算是选择，但谁说有选择就是有自由呢？健全或者残疾通过经济能力来决定，就是“有选择而不自由”。
    你选择把自己变成残疾，我们深表遗憾但无能为力，我们接受你的选择。——我总觉得这不是正常社会里该出现的情形。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主任　杂文家）


多渠道信息提供更能增强信任
□ 杨于泽(媒体人)
    公众对真相越来越看重。陕西虎照门，人们要真相；贵州瓮安群体事件，人们也要真相。真相到来，意味着是非辨明，正义实现。能不能给出真相，还意味着政府的公信力，人们藉此决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政府。
    在瓮安群体事件中，有关部门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真相。但网上质疑仍然多多，看了新闻发布稿的人也疑窦丛生，觉得某些细节不好理解。政府部门给的“说法”固然权威，但也嫌单一和单调，未能冰释众疑。一个半拉子的真相，有时候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是“欲盖弥彰”。
    在陕西华南虎照事件中，当地政府也是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真相和处理结果。公众原来关注虎照真假，新闻发布会承认虎照属于周正龙伪造。现在公众提出了新要求，人们想弄清楚，到底是谁制造了假虎照。当地政府说不清楚，也拒绝媒体采访周正龙。
    如果真相确属真相，必定经得起检验，所以真相不必包办。如果媒体从报道客观事实出发，展开调查，其与官方调查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在法庭上，控辩双方不是乐意找来人证，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吗？政府现在强调“舆论导向”，所以要“统一口径”。“统一口径”的结果，是造成信息来源单一，往往说服力不足。
    政府调查真相，并非只图堵住众口，而是要说服当事人、公众和舆论。舆论导向的引导力，绝非来自于“统一口径”，而是来自于信息的真实和周全。政府不仅要“亲自调查”，还应容许媒体独立采访，形成独立消息来源，发挥“证人”作用。公众有多个信息来源，可以更接近真相，从而消除对真相的焦虑，降低非理性情绪。
  　在一个文明社会，媒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传感器。政府应该做的，不是排斥媒体，而是善尽其用。如果我们的政府真想提高公信力，第一步，可以容许权威媒体进行独立调查，形成独立消息来源。自然，媒体可能证实真相，也可能证伪真相或者暴露政府的什么问题，需要政府及时纠错。但一个现代政府，必须走出这一步。


一个条例催不熟道德  
□稻草人（职员）
    郑州弄出来一个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还是草案，未实施就引起人们的讨论，这个条例有一条规定：乘客若不给老弱病残让座将罚款50元。
    强制的做法不知是否已被郑州试验为有用，所以，他们以为弄出这个条例不会有什么问题。
    人们已经作出各种设想，借此来表达他们的态度。如果郑州真打算这么干，谁来罚款？是在车上配备专门的罚款员，还是司机代行罚款职责？如果有乘客像范美忠一样追求“自由和公正”，我就是不让座，我也绝不给罚款，怎么办，赶他下车？如果他又硬拽着扶手不下车，是不是要请人来帮忙？一辆公交车里如果发生这样的“景观”，我们是该认为值得和必须呢，还是要为之脸红？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强行贯彻某个政策，只怕会适得其反，哪怕是抱着好的初衷。让不让座，随个人的心，如果坚持不让座，人们自会给他一个评价。那些不让座的人并不会因此感染这个社会，使得大家都不让座，而靠罚款罚出来的让座，恐怕也不会立马提升一座城市的整体文明水平。
    道德需要提倡，不能人为地强迫和操控。无论是以道德代替法规政策，还是以法规政策代替道德，对社会来说，无疑都是伤害。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有一点应是共识，公共场合给老弱病残让座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基本道德。道德终究要在人心潜移默化，只要社会整体上向着文明前行，人的道德整体上会趋向提升。靠行政罚款来加速道德提升，好比给西瓜注射催熟剂，不是味道。

少一些面对天灾时的无可奈何
□ 方小川（媒体人）
    今年入梅以来的几场大雨，给许多城市以下马威。从7月1日夜间开始，12小时昆明城区降水量达113.6毫米。连续的强降雨造成昆明城区多处发生严重内涝。（7月3日《生活新报》）
    昆明遭遇的考验，在其他不少城市也存在，除了用“百年不遇”、“几十年不遇”的天灾来解释之外，城市管理者还应该有更多反思。
    城市洪涝无非外洪和内涝，我国的城市防洪标准大多较高，基本按“百年一遇”建设，但排涝标准在规划中一般不足“十年一遇”。这其中有建设成本的原因，也有城市建设理念的问题。
    一些西方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联合研究城市内实施雨洪调蓄设施的建设。比如，日本政府规定，在城市中每开发一公顷土地，应附设500立方米的雨洪调蓄池，同时在城市中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甚至住宅院落、地下室、地下隧洞等一切可利用的空间调蓄雨洪，减免城市内涝灾害。具体措施包括降低操场、绿地、公园、花坛、楼间空地的地面高度，在特大城市建设地下河等等。
    借鉴“洪水管理”的成熟经验当有必要，而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是要根据各个城市的实际，编制防洪减灾规划，充分研究自然规律和城市建设中应对天灾的可行办法。暴雨或可百年不遇，但我们不能因为它百年不遇，就要等到百年后再想办法。天灾的影响，并不全赖天灾的程度，同样也依赖我们是否全心投入，少一些面对天灾时的无可奈何，城市才会少受灾害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安全。


院士由高校共享有何不可
□ 陈 博（高校教师）
    相互共享院士，或者与科研院所共享院士，这种现象在国内高校多起来了。人们一般认为，这种“柔性引进人才”的做法是一种改革创举。但上海学者蒋理7月3日在《新京报》撰文，这种共享纯属“图名图利”的门面工程，败坏了高校学风。
    前些年，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各地为引进优秀人才，纷纷推出“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等灵活政策。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中设置讲座教授席，便只要讲座教授回国工作两三个月即可。
    院士工作繁忙，不可能对每份工作都亲历亲为。能够为兼职学校学生上课自然最好不过，并也未必非得如此。作为所在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院士站在学术最前沿，对本专业发展洞若观火，很多时候他们的一场学术讲座、一次论文点评就能启发后学，而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科研项目策划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之效。
    高等教育，关键在师资，所谓大学之大，是大师之谓也。引进大师，引进智力，可以迅速提高高校办学实力。“双聘院士”都与学校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每年抽出几个月时间跨校工作，应当说，提高了院士的工作效率和社会对院士的“利用效率”。

看图说话 投社会福利之机
  图/杨旭 文/李琼
　新闻背景：郑州的啟福中原小区是政府部门核准的经济适用房。日前，这个小区中多套房子却被街道办事处转手倒卖，从中牟利。为能在街道办事处获得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资格”，送礼、请客花几万元的大有人在。（7月3日《东方今报》）
    别看这街道办事处机构不大，可只要大笔一挥，红章一盖，收点“好处”，这经济适用房，可就既不“经济”，也不“适用”于真正具有购房资格的人了。
    经济适用房是用来实现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可经济适用房价格低廉，也的确让不少人瞅准了这里头的“商机”。不彻底完善社会福利实现的机制，堵住可能发生腐败的漏洞，就难免个别“关键”部门趁月黑风高偷砖捡瓦，这一座社会公平的大厦还哪能稳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