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1、社评 私房质量和安全再响警钟 肖擎
2、专栏 真相难以独家代理 刘敏
3、快语斋 看那权力幸福地抱怨 许斌
4、社会放谈 监控技术不能没有约束 陈霞
5、时政观察 法律没规定不是政策变形的理由
6、读者来信 文明面前不应有特权 吴龙贵
7 、看图说话 价值判断 李琼
私房质量和安全再响警钟
□ 本报评论员 肖擎
7月5日下午,一场狂风暴雨席卷了武汉,东西湖区长青街办事处友谊村一栋4层在建私房垮塌,8名施工者不幸遇难。到目前为止,事故仍在调查,涉事包工头在追捕之中。
在建私房倒塌的悲剧,武汉早有教训。2004年2月6日,东湖开发区龚徐湾一违建私房发生倒塌;同年2月12日晚,唐家墩街西桥社区西马新村小区居民违建房垮塌。龚徐湾事故事后被查明,房屋无规划、无报建审批手续、无设计图纸、无工程监理,施工全过程处于失控状态,坍塌直接原因系房屋结构严重违背现行工程建设规范,致使其不堪承载。
友谊村垮塌的原因尚在调查之中,而日前《广州日报》报道称这是一栋抢建房,一个星期就盖起了四层。我们仍须等待此次垮塌事件的权威调查,但至少已能够以足够的警惕去关注私房的建设质量问题。
私房建设中有一定比例的违建抢建,这一直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高度纠结的问题,其中的建设质量问题往往触目惊心。月初,市政府出台相关办法,将在9月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拆违,并从源头上遏制违建房的成长。这一方面会改善城市环境,更重要的是杜绝一个方面的安全隐患,对生命负责。
但仅此显然还不够。私房无论是违法而建,还是合法而建,一定程度上都有脱离建筑安全管理的趋势,城乡私房的建筑安全似乎更多的是依靠房主自行管理。例如目前城中村的私房,有些是合法建设,有些是历史遗留的违建,其中大量用于出租。租住者和普通市民无法确认建筑是合法还是违法,却看得到存在的安全隐患,楼与楼之间几乎没有间隔,电线胡走乱搭。至于有多少像龚徐湾那样无规划、无设计、无监理的房屋建设时没有出事而幸存下来,我们不得详知。
大量在城市谋生的人居住的这些房屋,我们不敢想像,如果发生大的灾害事故,多少人可能会面临性命之虞。
私房的质量与安全问题,当引起政府高度重视。我们有建设规划部门,有建设管理部门,有城市管理部门。城中村的房屋,虽名曰私房,却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质量和安全均由房主自行负责。一旦发生事故,它同样是城市的公共问题。即使在农村,私房因为灾害或者其他原因而倒塌,由此而造成的死伤也会成为被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我们希望城乡私房建设的户主珍视生命,确保自有房屋的建筑质量。我们必须依法严治违建活动,因为违建活动极易出现忽视基本安全的行为。另一方面,私房建设中除用地审批、施工许可之外,是否能够有基本的过程监督与质量管理,也值得重视。
悲剧不能反复重演,生命丧失的代价实在过于沉重,警示当前,我们须当有所思考和行动。
真相难以独家代理
□ 刘 敏
周正龙所拍华南虎照是假照,这是陕西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达于众的。关于虎照事件,陕西方面召开过多次发布会,结论不一,这一次终认定为假。
连日来,围绕这一结果,坊间议论已比较充分,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一个体会:布满权力疑云的一次造假行为,人们曾追问不已,最后仍须由权力自身来揭假指谬,让追问获得形式和情感上的完满,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反讽。
去年12月初,秋风先生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只有政府掌握华南虎真相?》。我前几天在网上搜索,发现此文转载寥寥,可见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当时的情况是,华南虎照片已由民间或学界的专业人士鉴定,被确认为假。但是,“民众似乎还不满足,眼巴巴地渴望着政府来确认照片是真是假”,“没有政府的盖棺论定,人们似乎总是觉得不踏实,不是那么有把握”。秋风先生因此认为,社会应建立一种多元中心的真相发现体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一个单一的权威的认定。
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固然拥有资源、技术乃至信息上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来源、唯一正确、唯一权威的信息和真相的发布方,舍此人们便无法得到真相了。
历史上,我们是一个单一权力型国家,虽古有清议或乡论,今有民意或舆论,但在社会生活和真理领域的单一权力独大现象,却是长久的事实。这会养成一系列的社会运行习惯,也自然会塑造出社会成员的思维路径和期待。
今年3月,湖南平江发生华南虎录像造假事件,结果是仅仅过了4天,湖南林业厅便认定“录像系造假”。把两地华南虎事件的图景重合起来,可以看到,即便是林业厅这同一级别的权力,既可能乱作为护假,也可能积极作为打假,表现出真相发布的某种不确定性。
最近我看到另一篇文章,大意是,虎照事件的结局表明平民对真相的认知能力一点不比政府部门差。我很赞成,补充来说,重要的不是认知能力的强弱,而在于判定认知结果是否真理或真相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以及发布真相、端正视听的过程是否与结果一样透明。
在一些民主法治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政府部门的权力很重要,但并非一枝独秀,民间专业“散户”、独立的有技术实力的商业实验室,以及媒体的独立调查和发布,都能够获得现实的效力,政府官员有时可能就迫于这种压力而主动辞职了。这种平衡而多元的社会权力架构,不仅增加了接近真相的几率,也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风险。
我始终警惕把民众固有的思维和期待当作民众依赖政府发布真相的理由,这是颠倒因果。我们应当先按现代文明的要求去做了,再来讨论民众有没有这个意识和思维的问题。(作者系《长江商报》评论部主编)
看那权力幸福地抱怨
□ 许 斌(职员)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日前发博文称:“中国是餐饮最浪费国度”。他认为“吃要有文明和格调”,提出了“道数减少而显精致,特色取胜而彰文化,价格实惠而难忘怀”的就餐理念。(7月7日《新快报》)
他所指的,应该主要是公务招待,因为他列举的例证,都是自己在国外参与的公务招待。德国的跨国公司以四道菜招待他们;韩国的500强董事长还是以四道菜招待他们;日本接待方在招待他们时,杯盏器皿繁复,所盛货色却也不多。他本人,一样吃得舒服,“感到很有面子、很够档次”。
这些当然都是在国外,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同样是这些接待方,来到张书记们的辖区内投资,招待领导的时候,会不会还是这样简单。
我也听说外企来到中国,早就“入乡随俗”了。根据有关统计,截至2004年,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不规矩”手法五花八门,有送培训机会、送子女出国留学机会等等。
外企的表现在国外与国内,奈何如此不同。用一个成语解释是无欲则刚,欲作求讲,用湖北方言来说是“人不求人一般高”,不求不正当利益,不害怕不公正待遇,自然没必要把领导当玉皇大帝一样供起来。反过来,孜孜于不当暴利,或者时刻处于恐惧中、随时有可能穿上“权力小鞋”的话,任是谁,也不大可能刚得起来。
看来领导本人,如张书记的胃,原来真的与我们草根市民没有什么不同,也很容易“吃得舒服”。由此证明,公务招待之所以要搞得肉山酒海,并非是主要用于满足被招待者的胃,而是用于满足被招待者畸形的心理。心理,往往因权力而畸形,畸形到了以挥霍浪费为荣、以他人的匍匐跪拜为荣的地步。
现在张书记发出了幸福的抱怨,身为地方官员,下一步并非不能在制约权力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把公务接待奢侈浪费的风气刹一刹。
监控技术不能没有约束
□ 陈 霞(律师)
近期,重庆、武汉、南昌等地相继在出租车上安装摄像头,这一出于社会治安考虑而采取的举措,却让很多乘客担忧隐私可能受到侵犯。
当前,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方面,以摄像头为首的监控系统,作为一种高科技,为有关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好处。也正因此,当前越来越多的城市、部门、企业喜欢上了监控系统,几乎所有公共空间都布满了“天网”。
出租车管理部门表示,摄像装置对于乘客的隐私并不构成威胁,拍照形成的图像,除城市客运调度中心外,没有人能对数据进行解码。可是,有谁能保证其中不出岔子?当前,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视频不断涌现,相当部分是通过公共场所的摄像头得来的。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地铁情侣吻别视频”,就是从上海地铁公司的监控系统泄漏出来的。
我国没有法律对有关摄像头的适用、安装范围以及有关其内容资料的决定权、管理权、处置权(比如销毁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一种技术或者项目,不管它的效率多么高,如果没有法律法规和制度对其加以约束,使其处于理性的监管之下,恐怕也是一种危险。
法律没规定不是政策变形的理由
□ 吴龙贵(职员)
福州市2007年度第二批经济适用房销售已进入尾声,但价格已比同年第一批大幅上涨,最高涨幅达到45%,而这一切发生不到半年时间。(7月7日《中国青年报》)
对于经济适用房不经济的质疑,福州市政府部门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解释:高层楼房较多层楼房造价高,建筑材料价格和人工费用不断上涨,以及征地拆迁成本增加的问题。这样的解释足够详尽,道理也是讲得通的,但问题在于,这只是政府部门的一面之词。作为经济适用房的主导者,政府本身也是公众质疑的对象,自说自话还不够,必须拿出更有力的数据和理由来论证自己的说法,才能取信于民。
焦点集中于两处:一是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听证和成本公示,二是经济适用房的标准何在。对于价格听证和成本公示,相关政府部门的回答是:经济适用房价格定价没有列入福建省价格听证目录,国家《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也没有规定,经济适用房的成本要对社会公开。经济适用房的标准,虽然国家没有明确规定,但价格应与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尽管过于宽泛,但指向不无明确。
法律没规定不是政策变形的理由。经适房政策虽旨在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但客观上会起到平抑房价的效果。这种利益上的牵连性,决定了地方政府对经适房价格抬升有趋好。
文明面前不应有特权
□ 贺 昊(职员)
全国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冲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有关不文明的现象被频频报道,打赤膊逛街,公交车上吃早点、吸烟,随口骂脏话等等,多是普通百姓的事情。
每个城市都存在素质不高、公德心缺失的市民,但提升市民素质,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必须引起重视,一个是榜样示范,一个是社会酬劳模式。
所谓榜样示范,就是作为社会的榜样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对社会文明建设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要求百姓过马路走横道线,而特权车却视红灯为无物;要求百姓爱护环境不要乱扔杂物,政府部门却对排污企业加以袒护;如果要求百姓自律和自我约束,公权运行却不按规则行事。这些的示范效应,怎样培养文明的市民?
所谓社会酬劳模式,就是这个社会对每个人的行为给予回报的方式,怎样的模式就会激励怎样的行为。 应该排队的场合VIP却可以堂然插队,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排队只能说明身份不够;耍小聪明搞权谋的总占便宜,老老实实做人的就可能觉得太亏。如果社会中那些不按文明约束行事者总能获得更多,这样的酬劳模式不可能建立一个讲文明守公德的社会。
其实,上述两点都缘于一条:文明社会的建立是不能有特权存在的。就是说责任与权利对等,占有更多社会资源,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于文明和约束,不能因权而特,而要因权而更加谨慎,而有更加严格的自律和他律。
价值判断
图/朱慧卿
新闻背景:重庆一家医院的医生,竟撇下下体大量出血的流产孕妇,前往开会数十分钟。孕妇孤零零地躺在观察室里疼得在铺上打滚。医生称这样做是因为每周一次的早会缺席会被扣钱。(7月5日《重庆晚报》)
一边是病情危急的病人,一边是不开就会被扣钱的早会,一道原本简单的价值选择题,却在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那里得出了相反的答案,不能不令人愤慨和叹息。
早会每周一次,人人必须到场,否则就有扣钱之忧,足见这医院的管理之严格。只讲纪律严明,不顾及病人安危,不讲基本的职业道德,这管理规则的病症,还得好好诊治诊治。文/李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