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社评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提供真实信息 肖擎
2、专栏   天才与巨星   刘林德
3、边鼓录   反腐别被“新闻”牵着鼻子走   杨于泽
4、社会放谈   学术品格远比对赌结果更重要   许斌
5、经济走笔   先把问题整清楚了再诉苦   石子砚
6、 快语斋   “低级错误”也该引起高度重视   李辉
7、看图说话  与民争利的戏法   李琼
  
1、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提供真实信息
□ 本报评论员 肖擎
    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
    一件是，奥运倒计时一个月，中央电视台宣布将打破惯例，奥运赛事转播不延时，这即是说央视播出的节目将与在国际广播电视中心传送的国际信号同步，观众所看到的将是真正的实况。另一件是，上海袭警疑犯与民警争执的录音公开，更多的细节被公布，更多的真相被公众了解，杨佳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他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这两件事情主题不同，性质也不同，但我们仍然要说它们有一些共性。奥运赛事直播不延时，就是要把即时信息第一时间传播给公众，不屏蔽信息，不选择性提供信息，观众获得的信息将是完整而全面的。袭警细节的透露，也是要给公众以更多的信息，以主动的姿态回应人们的疑惑，必然有助于人们了解事件的全貌。这两件事情，取开放之态，及时有效地公开信息，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这样两件事情契合了当前的社会现实。近段时间来，发生了一些社会性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贵州瓮安事件、上海闸北袭警事件、张家界液化气爆炸事件，以及最近被报道的陕西府谷警民冲突事件等等。从一开始，事情就没有被遮盖、屏蔽，媒体报道新闻，政府部门提供自己的解释，而且持续不断地跟进，信息的提供显得及时而且必要。针对这些问题的信息提供，不管引起怎样的争议，但都让人看到社会进步的希望。
    一直以来，我们希望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人们看到的不是对抗与冲突，不是封闭自锁的藩篱，而是开放交融的平台。以更广的视野看，开放交融不只是我们在举办奥运会时应当具有的心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内部应当具有的心态。如同一些国家看待中国时会有疑虑、误解和排斥，国家和社会内部也会有疑虑、误解和排斥。我们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误解和排斥，这要依靠对话，依靠及时全面的信息提供。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内部，我们同样需要开放，需要沟通交流，以此增进了解，促进互信。
    社会要维持正常秩序，需要民众和政府均能掌握足够的事实和信息。这既包括经济发展的信息，也包括关于民情、民意的信息，更包括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事件的信息。信息遮掩和闪烁其词是疑虑和不满的放大器，及时全面的信息提供才能逐渐给人以信赖。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不会是封闭，而只能是开放。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多渠道的信息公开和多层面的公共辩论，惟其如此，社会才不会充溢谜团，没有谜团，我们才有方向，有预期。
    处处贴着“保密”标签的社会，断然不是一个好的社会；没有开放心态的社会，最终只会陷入误解与猜测的漩涡而无法自拔。及时、全面、可靠的信息提供，可以见证奥运的成功，也能够见证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2、天才与巨星
□ 刘林德
    中国人爱说客套话，更爱听客套话。说的人左右都能逢源，反正是恭维，不一定言由心出，听的人却不管这些，一概受用。
    比如说到人家做客，主人家的孩子营养过剩，如同微版弥勒佛，客人会说：“令公子天庭饱满，将来一定大福大贵。”主人家的孩子发育不良，状若枯柴，客人也有说辞：“令郎骨骼清佳，必能闻达。”主人听了这些话，不会带孩子去看医生，反而满心欢喜等着做老太爷。
    当然不排除有些孩子确实长得喜人或者天赋异禀，客人忍不住真心称赞，送些“前程远大”之类的祝福。但天才到大才，靠抽签算命是不作数的。我关注国际足球近20年，常看到某国某地出现足球天才的报道，可惜后来成为巨星的却寥若晨星。天才不是巨星，只是具有成为巨星的潜质和可能性，由天才而巨星，除了天赋，还要机遇、运气和环境，最主要是自己的努力，刻苦训练，不断提高。
    武汉最近几天举办台湾周，宝岛过来一批客人，我当然希望武汉能给他们留下美好印象，我也肯定从做客的传统讲，他们嘴里说出来的印象必然是美好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关中先生重提了“东方芝加哥”的概念，表示武汉比想像中更具潜力。从媒体报道的篇幅和主题提炼看，对这个表态是受用的。
    武汉从来都是被看好的城市。20世纪初，日本驻武汉领事小野幸吉写了本《汉口》，便提到汉口被“艳称为东方芝加哥”。1918年，美国《竖琴》杂志刊载署名魏尔·瓦尔特的文章，也做了类似对比。武汉的确是神气过的，“大武汉”，那是要和“大上海”并列着说的。
    奈何时过境迁。大武汉、东方芝加哥这些艳称，我们自己说起来都有些底气不足，不太提了。自然和地理条件好，这是事实。我们提起这些，好似远大前程就在眼前。可一座城市几十年地被视为潜力股，听起来挺臊人的。好比一个人十几岁被称为天才，自然信心满满，三四十岁无所成，人家还这么称呼，自己脸上怕是挂不住。
    不得志的人牢骚多。武汉近二十年也不得志，边缘化、塌陷之类论调时而有之，于是听到不少抱怨，怨政策不倾斜，怨机遇不垂青，怨官员能力差，怨市民素质低。
    天赋条件有，政策机遇现在也不缺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目前全国战略布局看，已经是不错的政策机遇。但我也听到有人说“两型社会”的帽子有局限，有人对改革试验以何为抓手无所适从，整个城市还没有形成强烈的改革试验意识和热情。
    武汉由“天才”而“巨星”，大约是城市每个人的盼望。我们都不要再沾沾自喜坐等天上掉馅饼了，都不要再怨天尤人像个牢骚鬼了，为官的也好，为民的也罢，每个人都想想，我能为城市发展做点什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让自己提高，最终让城市和人一起向前走。
    武汉正在规划建设武汉新港、大东湖生态水网、地铁工程，正在探索服务型政府的体制转变，正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园林城市。踏踏实实做事，靠自己，没有错。
           （作者为本报评论版主编）
3、反腐别被“新闻”牵着鼻子走
□  杨于泽（媒体人）
    妻儿都出国了，自己独在国内当官，媒体谓之“裸体做官”，近日被议论得很凶。《扬子晚报》有一篇文章主张，“裸体做官”实际上是“裸奔”的前奏，不妨来个有罪推定，加以彻查。《新京报》则提出，官员亲属持绿卡应当登记和公开。他们以为，这样一严格，就把“裸体做官”和“裸奔”的路给堵死了。
    　乍看之下，若说贪官是魔高一尺，则反腐人士道高一丈，我们国家“邪不压正”。凡是贪污腐败的门道被发现了，人们马上集思广益，想出堵塞之法。以前有阵子，社会上议论起贪官外逃的事，人们提出很多防逃、捉逃的主意。几天前，媒体谈到官员走穴，大拿红包，舆论马上要求严格官员出席商业活动的规定。现在议起“裸体做官”，反腐智慧再次集中爆发了。
    　媒体一点一点地曝料，隔几日公布一种贪污腐败的门道，反腐热心人士则开动机器，想出一批点子。其实智者早就说过，对于各种贪污腐败的门道，媒体当新闻报道着，其实人们早知道。当然，媒体旧话重提，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与思考。但正因为是一样一样地披露，一样一样地思考，所以社会的反腐思维是支离破碎的。而所谓思考，未及成熟，未及付诸实施，便不得不“主题变奏”了。
    腐败，无论在哪个国家，总是形形色色，谁也不能把它归结为多少个品种。有些国家在研究防腐之策时，显然是考虑到这一点，没有在具体形式上纠缠不清，他们确定了权力制衡、阳光政府和司法追究这么几大原则。就像孙悟空，他有七十二变，唐僧要约束他，只需念那紧箍咒，根本犯不着逐一研究他的七十二变化。
   　腐败现象，诸如卷款潜逃、裸体做官、官员走穴，媒体尽可以一篇一种地报道下去。但反腐是一个永久课题，其思路如果跟着新闻起哄，就很难对腐败形成总体认识，反腐自然就缺乏一个总体战略。一个一个的反腐点子也靠不住，比如登记了官员亲属绿卡，如果他们不买豪车豪宅，我们又能从中发现什么呢？
4、学术品格远比对赌结果更重要
□  许 斌（职员）
   7月8日，北大教授徐滇庆在《南方都市报》上投放了半幅道歉广告。此前，他与人公开打赌深圳房价的涨跌，输者以道歉广告形式认输。
    对赌一年后房价的变化，视市场为各自手心里的一块面团，真正赌的绝不是结论的科学与否，而是各自的运气，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无聊。对此，徐滇庆已经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简单地预测房价，很容易被人搞成娱乐性的新闻，助长浮躁的学风。”
    徐滇庆不见容于公众，在于其结论与相当部分公众的期望相逆，这相当部分公众，不愿意看到房价持续高涨、压弯了他们的腰。但世事毕竟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愿意看到房价高涨，不等于说，房价就一定不会高涨。反而是及早公布研究结果能早一点引起全社会的重视，积极采取措施来阻止持续畸形高涨成为现实。
    相当部分公众，未必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但徐滇庆依然不被见容，在于研究者们已经普遍地失去了公信力，在于相当部分公众认为：某些浮在水面上的研究者的研究报告中，都掺杂有不可告人的灰色交易，没有经过深入调查、严谨论证就发布乃至伪造研究报告，唯一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帮助特殊利益集团掠夺而已。
    徐滇庆是否还恪守着学术的品格、学术的良知呢，局外人根本无从得知。我们只能期望他还恪守着，期望更多的研究者、言说者恪守着：“理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无论自己严谨的研究结论是否为世人所乐见，仍旧毅然决然地公布，供人参考，使人警醒，“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5、先把问题整清楚了再诉苦
□  石子砚（职员）
    2007年，广东的政府还贷公路收费站债务为696亿元，当年通行费收入约65亿元，扣除水利基金、小中修保养等专项支出以及管理费后，用于还贷的资金仅为33亿元。广东省交通厅厅长何忠友说：“公路修好了却连还利息都困难。”（7月8日《新快报》）
    总债务696亿与33亿还贷资金的悬殊对比，意味着“收费还贷”前路漫漫，意味着公众一直呼吁的“免费”基本遥遥无期。
    显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交通管理部门一边是“公路修好了却连还利息都困难”的诉苦，一边却是其员工高工资高福利待遇的反差与悖论，而坊间公众“所收巨额车辆通行费，到底有多少真正用于偿还贷款而没有挪作他用”的质疑声，也从没间断过。收费公路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必须看看除了还贷外，还有哪些支出，列出详细清单，以利于人民监督。
    2006年审计署对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并发布公告显示，辽宁、湖北等16个省市在100条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其违规收费高达149亿元之巨。这些违规收费，如果不是审计部门“揭短”，能够拿到账面上来吗？这些钱用来还贷了吗？如果继续放任这种乱收费状况，收费公路“资不抵债”还如何终结？而有关部门的“资不抵债”论调，是否只是其“无期收费”合法化的一个幌子？我想，先把这些问题给我们整清楚了，再来诉苦也不迟。
6、 “低级错误”也该引起高度重视
□  李 辉（职员）
    《瞭望东方周刊》7月8日报道，原河南省安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工商联会长余耀文日前被逮捕。对于余耀文“擅用救灾资金、涉嫌以权谋私”的行为，安阳官方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低级错误”。
    照安阳官方人士的意思，余耀文这个错误确实够低级的，而他的手段看起来也很低级。余耀文的所作所为，跟很多高科技作案相比，没有采用什么高难度手段，无非是“找准漏洞”、“敢作敢为”。
    你看看，“未经工商联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擅自将捐款中的27.11万元用于购买物资”，若无管理漏洞，余耀文“擅自”得了吗？“工商联并没有让同去的安阳县红十字会把捐款拿走，而是以工商联副会长关淇乡个人名义‘公款私存’”，若有制度约束，余耀文敢这么做、能这么做吗？
    手段简单，但简单中透出权力失控、约束缺位的真实一面。如果我们对手段简单的“错误”，就认定其为“低级”，那么我们的思维未免就跟着简单化了。实际上，越是这类所谓的低级手段，其背后的问题越该引起重视。
    我只想问一句，错误既然低级，为何还没防住呢？莫非有关方面把精力放在了防治“高级错误”上？但“高级错误”的根基，始终还是“低级错误”嘛。
7、与民争利的戏法
     新闻背景：云南省砚山县政府在审批福利企业时要求企业承诺，自愿将按国家政策退还福利企业增值税的25%捐给县财政。如果不做出这项承诺，就无法审批为福利企业。几年来，砚山县已经收取了几千万元的捐赠款，但这些钱用在何处，县政府从未告知企业。（7月8日新华网）
     “自愿捐赠”当然是个好借口，有“自愿”二字作挡，一切似乎变得天经地义，政府也乐得“笑纳”福利企业迫于无奈的“捐赠”了。
      福利企业本身承载着特定的公益性功能。也正因如此，国家才以制度形式确立返还福利企业增值税的25%的税收政策。当政府以自身的权力挟持了企业，这里所谓的“自愿”，就变成了公权滥行的遮羞布，那一把与民争利的叉子，还是能冲破相关法规政策的阻挡，伸向企业和民众的腰包。  文/李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