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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改革的武汉需要一次思想大解放  肖擎
专栏  要哪种辩论和哪种公开  刘敏
社会放谈  公共事业必须靠政府投入  李建华
快语斋  测砖基本靠摔  李辉
时政观察  反腐不能沦为“反下属腐败”  杨涛
社会放谈  不要误读因德招录  叶雷

改革的武汉需要一次思想大解放
□ 本报评论员 肖擎
        市委、市政府举办全市“两型社会”建设专题研讨班，深入探讨试验区建设的问题。如何完成国家的托付、市民的期望？武汉发展将向何处去？急需在全市下上掀起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大讨论、大热潮，以期达成发展共识，将城市崛起的梦想变成实际的努力和可预期将来的现实。
　　解放思想不是空洞的口号和虚设的概念，武汉要掀起解放思想热潮，当有现实所指。当前首先要明确的，是怎样解放思想、解放谁的思想、解决什么样的思想，解放思想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解放思想，首当其冲要解放表达，思想无法真实、自由地表达，即无法判断其是否解放，本身也是思想不解放的体现。当前我们应当检视，在这座城市，言路是否畅通，表达渠道是多元还是单一，是否存在对言路和信息的不必要控制，有没有不敢说话、怕说错话的种种顾虑，有没有能听进逆耳之言的胸怀和胆识。只有率先解放思想的表达障碍，思想和智慧才能如潮水奔涌，才能形成交流碰撞，最终达致理性共识。
　　体制变革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武汉不能自例其外。因此，解放思想，首先当自公务人员始。要认清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桎梏，认识到政府转型的必要性，了解现代政府的基本功能，确保权力运行的清白与规范，调整工作思路，转变工作作风，对政府人员而言，是思想解放的体现，更是思想解放的必须。
　　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大地包括武汉，已经历两次思想解放大潮，每一次都有明确的现实所指。第一次是厘清意识形态领域的谬误，打破“两个凡是”，把精力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次是解除姓资姓社的纠缠，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的问题。当前率先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发起的思想解放，则是要讨论如何深化改革，发展向何处去。
　　武汉正在进行的“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就是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先行探路，与当下的思想解放热潮合拍合节。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握“两型社会”建设的精髓，重新认识市情，把武汉放到更大的坐标体系中去，主动承担试验者的历史使命，对武汉的未来发展和所能达到的高度至为关键。
　　武汉自然地理条件俱佳，目前又得被广泛看好，但对“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意义和内容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加深，先行先试敢闯敢试的劲头还不足，在小区域小范围做“老大”的自满情结尚未被打破，因循守旧求稳求安的念头在相当程度上顽固存在，缺少求新求变敢为人先的气魄和胆识。
　　凡此种种，都急需在全市范围展开一场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的行动，打破那些无法自如伸展的束缚，摆脱那些已不合时宜的惯性，去掉陈旧落后的观念，凝聚全市上下的智慧，形成带头改革，敢闯敢试，为全国探路，先迈一步的魄力。

要哪种辩论和哪种公开
□ 刘 敏
        重庆最近办了一次公务员辩论赛。参辩的是重庆各部门及区、县政府的公务员，辩题都是关乎当地经济发展和深层矛盾、问题的大题目。当地电视台进行了直播，所以是一场公开辩论。
　　公务员是从政者，按钱穆先生的说法，从政的都是贤人。贤人们照理对政计国务成竹在胸，思瞻高远，现在竟要对一些发展议题进行辩论，似乎是说贤人的想法还不够明确，认识还不够清晰。这就吊起了观者的胃口。从政者的辩论公开播出，引起社会的好奇和议论是可以想见的。
　　从政者公开辩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古代，这叫廷辩。《史记》载，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闹矛盾闹到皇帝那儿，皇帝说“东朝廷辩之”。这是用辩论方式解决私人恩怨，也有商议公事的。汉武帝计划政府垄断盐铁的经营，官员分成赞成和反对的两派，廷辩了几个回合，最后还是皇帝说了算数。此后唐、宋等历代遇事皆有廷辩，据说在元代，廷辩还是正式的制度形式之一种。
　　历史就这么悠然叙述着，全没发觉有什么不妥。假如在廷辩时，有一庶民进来说，“诸公们，我不赞成盐铁收归国营”。我敢担保，他的下场一定是被拖出去斩立决。这就是历史的隐秘之处，廷辩的热闹以庶民的沉默为背景，虽然辩论的议题往往攸关无数庶民的命运。
　　这次重庆辩论，我见到公务员们为当地的发展大业激烈辩论，却独未见到市民的看法。重庆发展从快还是从好，以工业为主还是以服务业为主，要不要与京津沪看齐……我相信市民会有自己的意见和选择，但我没有见到。
　　不少人对重庆辩论很亢奋，许之以民主政治、解放思想等大词。的确，在发达国家，公开的辩论是常见的。比如美国的选举，准总统、准州长们都要在选民前辩论，各呈己见，有时还会互揭对方的短。在日韩等国家，则时有辩论过激之举，或对骂或肢体冲突。从政者之所以要公开辩论，是因为选民的选票能决定他们的前途。
　　我没听说这些国家搞过公务员辩论或知识竞赛等，但对他们思想解放和政风活跃程度的评价并不低。因此，我的一个判断是，辩论是民主政治和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公务员辩论和智力竞赛之类活动，本属内部事务，公不公开其实无关紧要。现在却不仅公开进行，还要通过电视以表演和戏剧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恐怕是当前的一个风气，就是热衷于把可公可不公的内部事务张扬地公开。公开当然是好事，那要看公开什么、怎样公开。反而官员收入明细、公共财政的去处等亟待公开的事情，一些地方做起来却并不那么积极。
　　所以，不必一看到公开、看到辩论，就陷入一厢情愿的幸福遐想。我们要哪一种辩论和公开，什么是充分条件，现在思考清楚，应该还不算晚。
（作者系《长江商报》评论部主编）

公共事业必须靠政府投入
□ 李建华（媒体人）
        据市人大财经委员会调查，我市现有的5200台公交车辆中，有48.02%无固定场站停放；普线车车况较差，市民对公交车意见颇多。（本报9日报道）
　　公交场站不足，公交车占道停放或露宿街头，是一个市民眼见多年的老问题了。这一方面不利于公交车辆的保养维护，主要还是扰民，停在路边，给行人和车辆通行带来不便，洗车的污水直接流到街上，影响环境。
　　公交设施建设的不足，在一些新建小区特别突出。据了解，三镇新建的大型生活小区大都未同步设计、建设公交场站，公交运营处于打游击状态。本报3月21日报道的一个典型事例就很能说明其中的问题，由于公交站点办公用房租赁事宜协商不果，开发商以断电相逼，公交线路则威胁撤站停运，周边万余居民出行成难题。
　　我们知道，城市公共交通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市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属于典型的公共事业，是城市政府应当为市民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因此，完备的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和线路布局，不能靠公交公司和开发商协商，只能靠政府投入和规划。
　　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政府存在的基本要义之一。可惜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政府对此认识并不充分，把应该由政府投入的公共事业当成包袱甩给市场、社会和企业，结果导致公共事业投入的不足和质量的低下。我市的公共交通，曾经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承包制，由线路甚至司机自负盈亏，结果公交运营混乱，招手停，疯车病，等客拒客等现象令市民不胜其烦，也给武汉形象造成很大伤害。
　　目前，市人大常委会拟修订公交管理条例，建立健全城市公共交通投入、补贴和补偿机制，应该说是政府向其公共性回归的可喜进步。我们希望以此给市民带来安全可靠、方便快捷、经济舒适的公共交通，也希望政府在公共事业投入上有更大的作为，让人民充分共享改革带来的成果。

测砖基本靠摔
□ 李知雅（职员）
        据《辽沈晚报》报道，7月12日，沈阳市副市长邢凯对正在施工的道路改造工程进行突击检查，他捡起一块要铺的路砖，用力地在花坛石牙边摔了三下。看到路砖完好，他说：“都应该是这样的砖，耐用！”
　　对副市长官员摔砖，如果我们只看到官员亲力亲为的“正面效应”，远远不够。这是因为，从摔砖看质量，其过程是草率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
　　按照标准，对一批砖的检测需要抽样50块砖。而要检测的项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抗压强度，而不是“抗摔强度”，抗摔的砖未必就是合格的好砖。
　　“摔砖”这个细节，透露了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些官员依然保留着原始的管理手段、落后的管理理念。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是落后的，那么，在有更好的办法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测砖基本靠摔”呢？真要了解砖的质量，就应该扛仪器来，派专业人员来，按正规的程序来，拿出正规的质量报告。
　　管理手段的原始，其表现是工作过程的简单化；管理理念的落后，其表现是结论的轻率。这两者，都是从一个源头而来——一些人总是信奉“权力大，学问就大”。在官员已经说过“都应该是这样的砖”之后，有多少人敢去挑战这种“权威”的说法？如果“摔砖”摔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就不是给百姓“造福”而是“造祸”了。
　　再看远一点，现在一些地方建什么，以什么方案建，都是主要官员说了算，他们的学问真的扎实吗？他们得出的结论比“官员摔砖”得出的结论更可靠吗？事实证明，许多官员的这些决定，看似学问很大，其实不过是权力很大。

反腐不能沦为“反下属腐败”
□ 杨 涛（检察官）
        在职1700多天，受贿折合1700多万元—— 6月25日 ，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被终审核准了死缓判决。此前，他所领导的集团公司的审计处，2005年被评为全省内审工作先进单位，并被推荐为全国内审工作先进单位。（《新京报》7月11日）
　　陈双全可谓“日进万元”。尽管陈双全与胡长清、成克杰相比毫无逊色，但谁要说他不是“反腐败的战士”、“廉政工作的倡导者”，我就跟谁急。
　　这不，有荣誉为证： 2005年，他所领导下的高速集团审计处被陕西省审计厅授予内审工作先进单位称号，还被推荐为全国内审工作先进单位，从2002年到2004年，高速集团审计处共完成14位领导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纠缴违纪资金、资产170.87万元，移交纪检监察部门3起。
　　一位“反腐败战士”何以反腐败并“日进万元”着呢？奥妙在于，这些反腐措施也好，这些反腐制度也罢，都是针对部属与他人的，却对陈本人失效。在陕西省高速集团，反腐措施不像某些单位一样“雷声大、雨点小”，没有沦为“反腐秀”，但是的的确确只是领导人的反腐工具，是领导针对下属和他人的反腐，而不是针对所有人的反腐，沦为了“反下属腐败”。
　　我们痛恶腐败，也制订了许多反腐败措施，但我们往往寄托于某些主要领导人或者“一把手”来反腐败，而忘记了对主要领导人本身要进行制约，而且其实他们是最可能腐败的，忘记了应当给公众、媒体和司法足够的权利来制约他们。

不要误读因德招录
□ 叶 雷（高校教师）
        湖北女孩张孟苏今年高考考了445分（文科）。高考结束后在一个招生咨询会现场的助人举动，为她赢得被新加坡一所大学录取的机会。（《楚天都市报》7月13日）
　　网络留言几乎是一边倒，批评“高考考不出人才”，说“国内大学录取范式需要反思”。但我以为，张孟苏仅仅是一个具有某些必然因素的个案，不具有可以推广的体制价值。
　　助人为乐仅仅是张孟苏获得面试机会的关键，而非被录取的关键。张孟苏之所以被录取，主要是因为她素质全面，面试时表现活跃。而她的分数，445分，也证明了她的基础尚可。如果没有这些，仅仅助人为乐的表现，她会被录取吗？
　　另外，新加坡招收张孟苏是在其体制内行事，并非特殊照顾。新加坡共有公民和永久居民348.7万，但各类高校达到了1400多所，其本土生源严重不足，新加坡的一些名校，在中国招生的条件也仅仅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成绩在本二线以上”。
　　目前还没有一种可以立马检测出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办法。而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中，个人品德更是缺乏完整的、详细的、长期的、真实的档案，所以，目前品德因素普遍纳入高考录取环节还不具可操作性。
　　不可否认张孟苏无意中的助人为乐，在面试考官心目中的印象分。这是源自她品质的外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刻意的。这印证“好人自有好报”、“小胜靠才大胜靠德”的道理，这实际上就是对个体的启示价值所在。而要求以此全面反思我国的高考录取，还有点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