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编辑  李琼  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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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优先保障低收入者分享武汉改革成果  杨于泽
专栏  正是重温德媒忠告时  杨耕身
读者来信  民生信号就是启动民生工程的钥匙  严辉文
社会放谈  行政终究不是打仗  李维旦
时政观察  外逃贪官在美国日了不好过？  练洪洋
快语斋  被形式主义暗算的治超奇招  吴盟初

优先保障低收入者分享武汉改革成果
□ 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
        省政府前日宣布，调高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中心城区每月700元，远城区600元。而近14年间，武汉的最低工资已经上调5次，从最初每月200元上升到现在700元。这种增长可谓“与时俱进”，有目共睹。
　　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强制实施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使用人单位不能无限压低劳动力价格，其保障对象是低收入者。这些人干的是“脏苦累”的活，岗位门槛低，市场上竞争力不强，极易受用人单位摆布。政府实施强制保障，体现了对低收入劳动者的人性关怀，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武汉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始于1995年，此后中国经济一路高歌，武汉经济蓬勃发展。我们的财政收入今非昔比，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发展是为人的发展，发展是手段，最终目的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发展，表现在经济、基础设施、城市面貌上，但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十几年来，武汉居民收入增加了，生活好起来了，这是发展的结果。
　　中央现在强调，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共享，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让低收入者分享发展成果，让他们的生活水平水涨船高。共享，一方面可以寄望于市场机制，比如近两年来，进城务工者的工资增长较快。另一方面，共享有待于政府的公共政策，比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也包括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让低收入者分享发展成果，政府是一个关键角色。
　　去年以来，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国内物价指数攀升，使民众普遍感受到“财政压力”，增加居民收入的呼声遂起。日前，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宣布，在省内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使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对此，媒体上议论纷纷，赞赏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政府实现职工工资增长，这有没有可能，用什么办法，目前尚有待观察。
　　但是，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政府有条件去做，可以先做起来。物价上涨过快，对低收入家庭冲击最大。如果政府想帮助他们，可以提高最低工资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可以扩大各类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广东东莞市近日宣布，财政拿出1.2亿元，给12.2万低收入市民发“红包”，这是一种立竿见影的办法。
　　让低收入者分享发展成果，武汉市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诸如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在炎炎夏日，开设居民纳凉点，保障低收入家庭度夏。这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给全市的保洁员、超市收银员、小餐饮服务员带来福音，其月薪可望增加百余元，千万个家庭从中受惠。
　　共享也好，分享也好，其前提是发展。只有武汉的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了，武汉才有财力增加公共品的供给，帮居民省钱，尤其是让低收入者得实惠。发展是为了共享与分享，而共享与分享更应化为发展的愿望和动力，推动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更上一层楼。

正是重温德媒忠告时
□ 杨耕身
        中国人民银行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8088亿美元。环球时报记者在查阅世界银行相关数据后发现，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世界124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
　　以一国外汇储备之力，竟然超124个国家GDP之总和。但这样的一种比较，丝毫不能让人平添自豪，恰恰是深切的不安。外汇储备固然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经济金融实力的标志，是稳定本国汇率以及维持本国国际信誉的物质基础。但众所周知，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大同样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比如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带来了较大的利差损失；存在着高额的机会成本损失等。尤其是去年夏天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阴云密布，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美元外汇储备的侵蚀以及对国内经济成本的损失，必因外汇储备之大而变得放大。这一切正在应验美国学者罗戈夫曾经说过的：“世界将从瀑布的顶端跃下，却不知道水有多深。”
　　一个必需的追问是：中国民众有多少人能从外汇储备的增长中受惠？犹记去年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时有专家预计，年内中国GDP总量有望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由此也引发了德国媒体的关注，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普遍认为没有必要为中国GDP快速增长感到担心，《世界报》指出:“国民经济带来的福利比经济总量更重要。”《南德意志报》同样指出：“在德国，人们没有必要对中国新的经济数字感到吃惊。实际上，应该感到担心的是中国自己……”外汇储备自然未能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经济的增长。显然，如果我们对德媒观点并不只有本能的排斥，能够认同发展的目的在于造福于人，那么民众可否从高额外汇储备受惠就应当得到反思。
　　然而，这实在是一个尴尬的命题。有数据指证，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相当于GDP的35%左右，大大超出了2.4%的国际指标。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对能源、物资等需求巨大的国家而言，高额的外汇储备本身，其实就意味着是把老百姓省吃俭用的钱慷慨地借给外国人花，实则意味着对国民福利的牺牲。
　　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红利，不应只是一句口号。当中国外汇储备以超过世界124个国家GDP总和的“佳绩”出现之时，我们到了必须考虑如何化解这高达18088亿美元“风险”的时候了，也更到了藉此兑现并返还国民福利的时候了。如何进一步减缓外汇储备增长势头，乃至采取措施削减外汇储备存量，是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巨大考验。
（作者系《潇湘晨报》总编辑助理）

民生信号就是启动民生工程的钥匙
□ 严辉文（武汉 公务员）
        前日，武汉最高温度突破36℃，市民政局宣布紧急启动“纳凉工程”。然而记者暗访发现，部分社区纳凉点尚未开放。（本报昨日报道）
　　社区纳凉点配备冷气空调、冷饮食品、防暑药品，还有相应的文化娱乐设施和安全措施，无疑给市民夏季纳凉提供了好的去处。 “纳凉工程”无疑是一项深得民心的“民心工程”。
　　这样的“民心工程”，本来应该是顺民意而动的。然而，在气温突破36℃后，一些社区纳凉点仍然闭门谢客，似乎成了摆设。尤其是市民政局已然宣布紧急启动“纳凉点”，而有些关闭着的纳凉点，却坚称他们仍等待所谓的“上级通知”。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托词，但至少暴露出“民心工程”在面对民生信号时所不应有的迟钝。既为“民心工程”，就应该及时满足民生诉求，按照相关规定，当最高气温达到35℃或最低气温达到30℃以上时，就应开放。且不说有关部门实际上早已制定了工作预案，早已发出了紧急通知，就是民生诉求信号本身也不是可以忽略过去的。
　　由此，联想到一些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好事，为什么有的做起来不尽如人意，有的不能长久，有的事与愿违，最终还使一些个“民心工程”留下了不应有的遗憾？这也许有多方面的成因，但我想，忽略民生诉求信号，恐怕算得上一种通病。

行政终究不是打仗
□ 李维旦（浙江 公务员）
        一周的时间能做什么？各人有各人的答案，深圳近日就用自己的成绩证明了一周是可以干很多大事的。到7月14日为止的一周内，深圳市公安局动用17个警种，在深圳光明新区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治安整治联合会战，3天拿下3个黑势力团伙，各类案件立案率急速下降。
　　有关部门很高兴地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禁摩打非专业队各参战单位共同行动33次，出动交通、治安、交警、城管、武警、综治办、民兵预备役等共617人次。读此文字，政府动用资源的高效率生动地跃然于我的脑海中，要是政府办事都能这样拼命三郎，那我们这个社会可就天下太平，其乐融融啦。
　　不过，我们生活在现实中，一般人对“专项整治”、“联合作战”、“严厉打击”等语汇的内涵有所把握，也明白这些东西其实就像一杯酸奶，得快点把它喝掉，要不然是要拉肚子，上医院的。还作个不恰当的比方，专项整治好比节食减肥，绝食几天，体重大幅下降，但是一旦停止，就会剧烈反弹。道理一样，作战式的治理效果短期见好，但长久坚持是个问题。
　　有专家说，中国行政运作的典型模式是政治动员。这种模式最典型的特点是公共政策可以迅速抵达信息底层而被执行，临时效果好，但制度的权威在市民社会将逐渐滑落。突击联合作战，对政府成本监督是难以实施的。谁来给各项部门同时整治成本做个调查？究竟哪个部门能对联合部门的行动进行监管？抽调后原单位的损失谁来弥补？这些都是问题。

外逃贪官在美国日了不好过？
□　练洪洋（广州 媒体人）
        7月15日《重庆晚报》报道，中国外逃贪官在美国购买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常常用现金一次付清，让洛杉矶、纽约、加利福尼亚地区高档住宅的价格涨了一倍。报道还接着说，多数出逃美国的贪官日子不好过，并以原福州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被情妇抛弃、病死他乡为例。
　　能够顺利出逃美国，买豪宅、靓车的贪官，生活根本不在话下，他们的日子为什么“不好过”？中美没有引渡条约，美国一直是中国贪官心目中逃避国内法律制裁的天堂。虽然几年前美国执法机构表示将要“像打击贩毒和走私武器那样”打击外国贪官转移到美国的财产，可4年多过去了，又有多少个出逃美国的贪官被打击了，被遣返了？除了余振东，还有谁？
　　这样的打击力度，能把贪官们吓得“日子不好过”，我就琢磨着不太可能吧。如果真的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就不会有那么多官员暗中把妻儿早早送到美国定居，留守在国内当裸官，一有风吹草动迅速外逃。有的甚至愿意舍车保卒，“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
　　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别人没有义务帮我们反贪，更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宣传一个贪官的悲惨下场就能吓住更多的贪官。如果没有贪官，或者有贪官但逃不了，便不会有现在这种隔洋相望、无可奈何的困惑。现实虽然不能假设，但却能给我们提供思路，那就是既要杜绝贪官的“生产”，更要堵贪官的“出口”，这才是治本之计。

被形式主义暗算的治超奇招
□　吴盟初（安徽 职员）
        为了治超，陕西富平县一段县级公路上被用水泥砌上0.6米高、30米长的路障，笔直的路面变成了S形。车辆穿行像“打电玩”，若驾驶技术不到家，很容易因挂蹭而熄火。（7月15日《华商报》）
　　报道中有一张图片让人哑然失笑：一辆紧急处理交通事故的警车也被堵在路障里。治超是必要的，但治超治到这种地步，真的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这样的局面管理部门事先应该想得到啊。5米宽的公路中央，还要设嗨大的S形路障，工作开展得很不严肃啊。人家又不是舒马赫、莱科宁，又不是什么挑战赛，障碍赛，把人整得气喘吁吁，怎么想的。
　　办法够笨的，并不代表想出这个办法的人笨。细细分析一下下，你会发现，这个“治超奇招”确有意想不到的妙处：简单，高效。富平县交通局治超办主任党全林表示，此次治超是“依照省市治超办相关文件”。我看了一下，文件提到在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的前提下，可使用限高限宽设施。党主任领悟能力、创新能力如此超凡脱俗，实在是，实在是，让人心寒。
　　说古代有一庸医，号称专治驼背。被他的广告词所诱惑，一个驼子兴冲冲地跑来治病，满心欢喜地以为从此可以挺直腰杆做人。庸医说，我这方子可要吃点苦，驼子说，只要治好驼背，吃多大苦受多大罪都无所谓。结果，庸医给驼子身上压一块大石板，一大铁锤砸下去——背直了，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