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编辑  肖擎  李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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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为民的建设更要体现为民着想  李琼
专栏  作为社会幻想的“张孟苏”  刘敏
时政观察  防止“言塞湖”需要媒体的挑剔  刘义昆
快语斋  别再实属无奈了  西贝先生
读者来信  男女共舞请戴防毒面具  司爱武
社会放谈  救助刑事被害人需要制度辐射  单士兵

为民的建设更要体现为民着想
□ 本报评论员 李琼
        地铁、过江通道、城市环线、滨水生态……2008年，城市建设高峰期扑面而来 。7月19日，武汉市政府成立“城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并召开第一次办公会，决心调动所有力量，全力破解拆迁、征地、资金和交通疏解四大困难，加快重点工程进度，减少给市民带来的不便。
　　全市在建工地多达5000个，主要集中在市中心，且工期无法错开，这样的描述，已足以绘制出武汉作为一个“遍地开花”的大工地的真实图景，足以想象由此带来的城市运行“阵痛”之剧烈，对市民生活便利之影响。武汉为市民生活而建设，为加快发展而建设，需要每个市民给予理解，给予体谅，并在生活便利等方面做出一定让步；政府为减少工程扰民的一系列举措，也不难看出政府在这样的城市建设关键时期所做的积极应对。
　　可生活就是在具体而细微之处流淌。城市交通的脆弱，本已让市区多有拥堵，而这样的建设高峰，更会让多数人的上班、上学、购物之路变得难以轻松。围挡一立就难知堵车的尽头在何日，路过工地就像遭遇“沙尘暴”，道路一开挖就频受断水停气之苦，这样的“建设综合症”，过去我们并不少见，这样的困境和难题，也难以以“正在施工，敬请谅解”来简单作解。为市民考虑得更多些，更细些，让市民在出行时烦恼少一些，在遭遇不便时怨气更轻一些，就应该是这些事关重大民生建设项目的题中应有之义。
　　城市建设不仅反映城市的发展状况，也反映城市形象和管理水平。建设的力度和密度前所未有，就更需要政府体验到困难之大，责任之重；拆迁、征地、资金和交通疏解等困难交织，就更要求各项工程不仓促上马，不时断时行，不各自为战，不“拍脑袋办事”，用科学、广泛的事前论证和评估减少阻力，用统筹安排和管理打通梗阻，用强有力的监管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和污染，以时时为民着想的态度把城市建设工程建设成为彻头彻尾的“民心”工程。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为市民而建的，体现了城市发展的跨越。为民而建，就更不能对市民的日常生活不便置若罔闻，只请大家“多担待”。体现发展，就更不能使施工的过程不受约束，使城市呈现出缺乏管理水平和对人的尊重的粗陋面貌。
　　只靠钢筋混凝土堆砌不出一个有品质的城市。城市的现代化，不仅是物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提升，是经济实力的提升，更是城市管理理念和水平的提升。建设过程文明操作，有更多人性的考量，会让市民对工程带来的影响更易谅解和包容，也是城市管理走向高水平的体现。
　　城市要建设，生活也要前行。如今，城市的各项重点工程的推进已如盛夏的温度一样火热，但持美好愿景的同时，不让城市的运行“乱成一锅粥”，不让市民生活做简单牺牲，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作为社会幻想的“张孟苏”
□ 刘　敏
        张孟苏乐于助人被新加坡高校破格录取事件，被证明漏洞百出，疑窦重重。
　　一个无比正面积极的人物典型，还没来得及完全树立起来，接受社会的崇拜、赞美与学习——这几乎是必然随之而来的——就坍塌了。这着实令不少人心有忿忿。但我以为，把愤怒全部倾泻在张孟苏或她的辅导老师身上，并不明智，也略显残忍。
　　也有人认为，张孟苏事件不论真假，都无法否认应试教育的弊病。这当然不错，但没多少意思。一个早有共识的弊病，并不需要列举一个个具体事实不厌其烦地证明其存在。
　　问题不在现行教育，也不在当事方有何种隐秘的目的，而在于“张孟苏”这一个人物为何要以典型的方式制造出来？经济学的一个道理是，没有销路的商品，无人会去批量生产和制造。同理，制造出“张孟苏”，是因为社会有这种需要。社会需要典型，这个典型可以叫“张孟苏”，也可以叫别的名字。
　　不妨来看看作为典型的“张孟苏”。在最初一篇报道中，“张孟苏”大方健谈、成熟干练，能用英语侃侃而谈，有一大堆奖状，做过许多社会工作——据说这是一个“高素质人才应有的审美情趣”；“张孟苏”从小到大乖巧伶俐，从不让家人操心，具备强大的独立生活能力；她的乐于助人之举，是一贯品质的必然表现，她的故事让人看到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我教育能力”，是人才培养的标杆。
　　真实的张孟苏也许做过这些事，具备这些品质，但展现在人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完美无缺、无比正面的“张孟苏”典型。仿佛造物主早把这些品质、情趣和素质赋予了“张孟苏”，她只需要在生活中再现出来，仿佛那些溢美的词汇早已时刻准备着，需要时，就与她自动配置起来。
　　一个偶像、一个典型，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其致敬，向其学习，受其教育。这一切都是被预先计划好的，参与其中的人默契地扮演各自的角色，熟练运用早已写就的词语。张孟苏还是李孟苏，学生还是其他身份，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个符号站立了，一个形象高大了，一个典型树立了。
　　这种场景，人们并不陌生，在一个并不久远的时代，此类形象被批量地生产和制造。时过境迁，制造的话语和机制不再被公开的撒播和宣扬，但这并不表示它不存在，没有社会基础。被这种制造所刺激出的社会需求，也会反过来要求制造继续存在。社会需要“张孟苏”，所以制造了“张孟苏”。
　　可以肯定地说，“张孟苏事件”是历史的遗迹，之前社会的遗留物。我们可以远离遗迹，拒绝这份遗产吗？一切关于人和生活的美好与真实，不被树为典型，化约为事迹，人们就失去了理解力和接受力了吗？没有典型，社会就会一团糟，日子没法过了吗？我的回答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作者系《长江商报》评论部主编）

防止“言塞湖”需要媒体的挑剔
□ 刘义昆（武汉 高校教师）
        7月19日发生的两件事情颇能说明广东官员的开明。
　　在广东省第七期领导干部党纪政纪法纪教育培训班结业式上，省委书记汪洋要求领导干部要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充分尊重并畅通民意，决不能堵塞民意,形成“言塞湖”。（7月20日 《南方日报》）
　　同日，广州市政府举办千人横渡珠江活动，市长张广宁带头下水，他说“媒体越挑剔越能为整治珠江增加动力。” （7月20日 《信息时报》）
　　广州媒体的挑剔是出了名的，在广州本地或者外地，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孙志刚案件、华南虎事件、阜阳疫情、汶川大地震等诸多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总能看到广州媒体挑剔的报道视角。张广宁市长要求媒体挑刺以改善珠江的水质，当然只是一个个案。事实上，要避免“言塞湖”的形成、防止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发生，媒体挑刺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在信息公开、民意疏导的过程中，媒体是一道无法替代的桥梁。在华南虎事件中，网络的意见表达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成为决定事件走向的重要力量之一：陕西省副省长赵正永表示，政府不能正确地对待舆论监督，导致公信力尽失，并错失数次纠正机会。
　　媒介的舆论监督之所以有效，在于其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使得各种信息和观点能够在这个公共领域自由碰撞、争鸣，最终能够形成对某一事件全面、真实地再现。新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当媒介能够担当政府和民众顺畅沟通的有力角色时，便会成为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例如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姓“社”姓“资”的持久辩论。
　　6月20日，胡锦涛在与强国论坛网友聊天时强调：“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能否宽容包括网络在内的各大媒体的挑剔，颇能体现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不仅是防止“言塞湖”的需要，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保证；不仅需要政府官员的宽容，也需要制度化的保证。

别再实属无奈了
□ 西贝先生（山西 教师）
        东湖海洋世界有三只小海豹死了，我很难过，我不在武汉，但也是到动物园玩过的人，这么可爱的小家伙就这么没了，唉。
　　《武汉晚报》7月18日的报道说，小海豹的离去，不是因为生了病，也不是水土不服，更不是家长不在身边，负气而亡，而是因为馆舍紧张。说白了，没房子住，搁在外边，热死了。
　　东湖海洋世界是块好地方。简介怎么说来着？能够尽享亚马逊原始雨林的神秘莫测、海底景观的深邃迷离、海洋生物的斑斓夺目、人鲨共舞的惊心动魄、海兽表演的幽默诙谐、企鹅宝贝的憨态可掬，集观赏性、游乐性、趣味性、知识性于一体，是目前最具特色、国内一流的大型海洋动感世界。这么让人向往的地方，怎么主角们的待遇这么让人担忧呢？搞不明白。
　　不知怎的，一看到这些小海豹，我就想起海口南泰鳄鱼湖动物园因为资金紧张，无力喂养把一条大鳄鱼拿到市场宰杀卖肉的情景，一看到这些小海豹，我就想起许昌因为狮子繁殖过快笼舍紧张而对狮子实行禁欲的情景，还有广水因为投资失败，500条尼罗鳄，死的死、杀的杀、卖的卖，已经一条不剩的情景。当初我们可是要让这些动物成为明星的，现在，招架不住了，便只有让它们哪凉快哪呆着去，命丢了，很无奈。
　　动物饲养展出，不是农民养鸡鸭，场馆规划设计、饲养计划，得一开始就考虑清楚。有多大胃就吃多少饭，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动物从各地搜罗来再说，结果只会一次又一次“实属无奈”，这样的无奈多了，人们可就要往别处想了。

男女共舞请戴防毒面具
□ 司爱武（河南 编辑）
        陕西省宝鸡市近日出台了“市民礼仪手册”，规定男士邀女士跳舞时，双方胸部应保持在30厘米左右。
　　据说宝鸡市出台此规定是为了“文明迎奥运”。那么，男女跳舞双方胸部保持30厘米就“文明”了吗？反之就“不文明”了吗？再说了，男女关系有很多种，比如说恋人关系、夫妻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那么夫妻、恋人等男女跳舞时能不能突破“30厘米”的局限？万一情不自禁突破了怎么办，行政拘留还是治安罚款？
　　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北平市长袁良下令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对此，鲁迅先生嘲弄说：“同学同泳，皮肉偶尔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
　　若此，我看30厘米的距离实在是不能防止有伤风化的情形发生，300厘米也未必完全让人放心，不如直接采用鲁迅先生的建议，大家戴上防毒面具。如果宝鸡就此建成礼仪之城、文明之城、和谐之城，先进经验还可向全国推广。

救助刑事被害人需要制度辐射
□ 单士兵（重庆 媒体人）
        为了救助刑事案件中经济特困的被害人，避免对他们的“二次伤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透露，上海拟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7月20日《东方早报》）
　　此前，媒体就曾报道过，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出台有关规定，来不断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而且，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已经在广东、山东、浙江、湖北、四川等地的若干城市试点。这一切，无疑都昭示着国家救助刑事被害人，正在不断进步，逐步向制度化与法制化转身。
　　这样的转向，显然最符合刑事案件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正确向度，能够对刑事被害人的最大抚慰。刑事案件被害人要想真正得到国家救助，说到底，就是要得到两个方面的保障——资金与法律。既然我们确定了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本质属于国家赔偿的方向，那么，这样的赔偿资金无疑要公共财政来承担。比如，此次上海在救助资金上，就强调原则上由市、区县两级财政分级统筹、分级管理、分级发放。
　　上海以地方立法的方式，使刑事被害人补偿获得法律保障，为我们提供了制度引领的价值。这样的立法，只有从地方立法走向国家立法，才能使制度正义得到最大程度的辐射。以全国性立法来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能够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与国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