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诞生的职业体育不可能照搬英美100多年前职业体育的路子，时代背景和客观现实都不允许中国这么做。但是，我依然认为：由于我们没有研究世界职业体育缘起的一般规律，所以在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与美国和英国相比，中国的职业体育胎孕于专业体育，中国的职业体育是自上而下建立的。中国的三大球率先开始职业化尝试，足球、篮球、排球先后于1994、1995、1996年推出职业联赛。然而，中国的职业联赛与职业体育的一般要求相比，至少有三个很致命的缺陷：联赛的发起者是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其动机是改变国家队在国际赛场上的落后地位，如足球改革的动因是国家队先后在奥运会和世界杯预选赛上失利；而俱乐部的投资主体最初是地方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部分并不想也没有盈利能力的企业，如不少俱乐部早期连市场开发部门和人员都没有或极少；俱乐部的球员是一批在专业体育体制下缺乏动力的专业球员，球迷对于中国的业余足球赛事失去了观赏的兴趣。
       由于是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主导，中国职业体育的目的或主要目的并不是让俱乐部通过市场赢利，而是希望通过职业联赛机制提高中国国家队的水平，于是一些专业化体制下的过度管制的集权做法一直延续不断，足球的体能测试和万米跑、春节强制集训、动辄让联赛给国家队比赛让路、联赛管理委员会中俱乐部不占主导地位、百般限制球员转会等都是典型的违背职业体育管理规律的做法。
       也就是说：我们的职业体育管理者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职业体育主体——俱乐部和运动员的内生力量，还是迷信自己的行政管理的威力。因此，中国职业体育就像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一样，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这种行政管制造成的现实就是：管理部门和俱乐部都戴着镣铐跳舞，无法焕发职业体育制度的威力，无法调动起民间和基层的力量与热情。职业体育的发育不良从一开始就已注定！
       由于俱乐部的主要投资者没有通过足球获得市场回报的动机和能力，中国职业体育的最诡异的几个现象是：俱乐部给球员大大超出其竞技能力的工资和奖金，俱乐部无法通过联赛的运作获得市场回报，多数俱乐部干脆就不抱市场回报的想法，把俱乐部当成是赢得政府支持和城市面子的筹码。一个水平一般的中国职业球员年收入超过百万，大大超过其他项目运动员和普通百姓的收入；联赛的运作过程中俱乐部是从属于行政管理部门的，市场利益始终是微薄的；民营企业不堪重负纷纷退出，国有企业成为职业俱乐部的主要投资者；一些企业通过办俱乐部获得政府支持和赢得市民关注，达到目的就退出，根本没有长远做职业体育的想法。
       中国的职业体育大体经历的则是这样一条与世界职业体育几乎相反的轨迹：带有强烈专业体育体制惯性的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主导的联赛管理机构——带有浓厚行政管理痕迹的联赛——愿意赢得政府资源和政策支持的俱乐部老板——从省市体工队脱胎而来的俱乐部和从专业队运动员脱胎而来的运动员——带有浓厚地方主义情结的球迷。
       早期职业足球带来的丰厚利润并没有让俱乐部富裕起来。
       中国职业足球队连训练内容都被强制性地规定了。
       俱乐部老板只能在“足球省长”和“足球市长”之类的支持下去赢得行政资源而不是市场利润。
       俱乐部设立的部门和招募的人数十分有限，根本不像是要做企业的样子。
       运动员发现除了巨额收入外，职业精神之类的东西离自己很远。
       多数球迷带有强烈的地方主义情愫，虽然一度可以通过卫星电视同时收看多场职业足球赛事，但我们依然没有产生太多可以同时热爱多支球队的超级球迷。
        中国职业体育的畸形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