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内看，从宏观视阈看，多数职业体育发达的国家其相应的国家队水平也比较高。虽然两者之间没有即时的一一对应关系，但大体表现出职业体育促进国家队水平提升的普遍逻辑。
       然而，中国的职业体育却似乎没有反映出这个普遍逻辑。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的职业体育遭逢的最不利的一个境况是：当欧洲职业足球和美国职业篮球已经在中国电视球迷心目中获得了至高无上地位的时候，中国的职业足球和篮球无法为自己的球迷奉献高水平的表演，只能依靠强烈的地方主义和家乡情结等来吸引球迷的注意。这使得职业体育所应有的超越地域情感局限的项目文化总体偏好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机遇，这不能不是中国职业体育的不幸！
       同时，中国的国家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推行职业体育的强烈动机是改变国家队在国际上落后的局面，这种具有鲜明“政绩体育”倾向的改革也使得球迷介入职业体育市场时自然抱有同样的“成绩体育”心里——过分看中球队的成绩。于是，中国足球无论在以国家为参赛单元的奥运会等世界赛场上的表现，还是在以俱乐部为参赛单元的国际国内赛场上的表现，都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成绩或名次至上”的心理阴影。反复多次的恶性循环，终于使中国足球的整体面貌和社会形象一落千丈！
       中国职业体育运作的初期，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项目管理机构一直处于强势的主导地位，随后一些俱乐部的利益逐渐渗透到联赛的决策体系当中来。目前，中国的职业体育领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项目主管机构和俱乐部争夺权益、运动员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局面。
       一个比较尴尬的现实是：推行职业化的项目并没有实现体育主管部门的预期目标——提高国家队的水平。中国足球的地位如江河日下，中国篮球始终没有突破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中国排球的职业化程度较低，反而保持了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这个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以为，这客观上源于中国官办的行政体育与职业体育的特质之别，主观上源于没有处理好专业体育与职业体育的关系！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在强有力的国家体育行政管理系统下开展的专业竞技体育，基本上是争光甚至增光体育、（政府或城市的）形象或面子体育、政绩或成绩体育；而职业体育则应该主要是观赏甚至欣赏体育、（俱乐部、球队、球员的）荣誉或荣耀体育、表演和艺术体育。
       在行政力量支撑的专业竞技体育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
       很多中国人关注奥运会主要是关注金牌数量而不大关心其产生过程，我们的“奥运争光计划”的基本目的也在于此，对于运动员的评价和奖励甚至有“千银不抵一金”的说法。
       很多人关注世界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的表现或国内赛事中本地运动员的表现，抱有强烈的关注国家形象或地区形象、面子的心理动因，全运会的奖金高于奥运会就是一个典型现象。
       不少官员格外关注国际赛事中中国运动员的成绩或国内赛事中本地运动员的成绩，其实就是关注自身的政绩，确实有因为运动员成绩不佳让官员丢乌纱帽的现象。
       职业体育则往往为我们展示另一番图景：
       很多人来到赛场或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主要是由衷地热爱该项运动，高端的球迷甚至会持续多年坚持欣赏一个联赛。
       不少人对于自己喜爱的球队可能也有家乡情感等因素在内，但更多的球迷关注的是球队的精神面貌和技战术水平，球员也很珍惜自身和球队的荣誉。NBA的30支球队的每一个球员都在为NBA的荣誉、为球队的荣誉、为自己的荣誉战斗着，正是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追求在激发着球员们努力拼搏。
       球迷关注运动员的水平，但更关注的是比赛的精彩和激烈程度等，技艺纯熟和精巧的运动员往往是球迷的主要关注对象，运动员以卓尔不群的表演赢得尊重。
       相对而言，以国家为参赛单元的世界比赛不追求表演艺术和技巧，而是实用，能取得胜利战胜对手就行，而以俱乐部为参赛单元的职业联赛就不能光讲究取胜而没有一丝表演甚至作秀的成分。
       应该说，体育行政主管关门并非要刻意压制职业俱乐部的营利动机，但政绩体育的压力使得关键时刻国家队成绩至上就成为他们决策和行事的主要依据，客观上使得联赛让步和俱乐部让利成为一种现实。同理，俱乐部并非没有通过足球产业从市场上营利的动机，但现实中俱乐部在职业联赛管理委员会中的弱势地位和发育不完全的职业体育市场环境等，使得俱乐部实现足球产业的良性循环意图难以实现，于是政策甚至政府支持就退而求其次地成为众多俱乐部追逐的主要目标，这也是民营企业大量退出和国有企业积极进入中国职业体育市场的原因。    
       再者，球员也并非没有提高水平为国争光的意识，但行政管制的强行介入（如转会和集训制等）与俱乐部管理理念之间的矛盾、脱离专业体育体制之后的真空与尚未建立起职业体育合理规则的缺陷使得球员难以专心致志地寻求个人能力的提高，金钱至上和娱乐至死成为一些球员的生活信条，职业精神日渐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