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和几个朋友聊天，聊起火炬传递，奥运会，爱国热情，抵制等等事情，突然有人“恍然大悟”地想起：此前某位胡姓的女主持人在大闹某奥运发布会上说的一段箴言竟然预言着奥运前奏的太多东西：某位法国的外交部长说过，中国在能够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在上一期的《体育画报》上读到了同事关大的火炬传递报道（斜体为原文引文）： 截止本刊发稿时，北京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已接近尾声。除了在个别国家完成得相对顺畅，大多数时候，奥运火炬都要不断面对抗议、骚扰、非议，不断地改道、躲避、自卫，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你很难将它在中国境外的遭遇称为“和谐之旅”。 这也是我前段时间“西班牙奥运城市探访”取消的原因之一。 正如我的同事关大，乃至一些同行亲身经历的：在伦敦、巴黎、旧金山等地，杯葛北京奥运的群体绝对不像某些中国官方媒体描述的那样，只是“一小撮被孤立的藏独分子”，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对北京奥运都开始抱有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 想起了几年前那场著名的“国奥在英打架事件”：事件发生之后，中国足协仅仅是“表示遗憾”。甚至为了表现出中国人所谓的“礼貌大度”，甚至会单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道歉，错上加错的是让郜林登七名球员在第二天就回国，在中英双方处理此事件问题上“授之以柄”，令中国人的形象在这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种中国式的处理方式使得英国方面现70％以上的人士认定此次事件的责任该由中国国奥队来承担！ 同样，中国经济一直在高度发展和崛起，这个过程让人乍舌，也很自然地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妒忌和排挤，我们的奥运火炬顺利传递，在某种意义上，原本应该不仅仅是中国举办奥运会的象征，也应该是展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最佳show time。 太过遗憾的是，我们的经济上去了，我们的意识形态仍然缺乏和西方世界沟通顺畅的“我准备好了”的过程，去过N次美国和欧洲，作为一个媒体人十分清楚，我们是多么不同的体制、文明和思维，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形成完全迥异的理解和处事方式， 在某种程度，我一直把姚明认定为闯荡国外最成功的中国球员，就是因为不仅仅在球技上，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他非常艰难地却是坚定地学会了将中西文化融合，即保持了一个东方人的美德，又擅长和西方媒体传达着一个东方人的美德。 据跟踪火炬传递的记者透露，在希腊境内、甚至在北京传递期间，奥运火炬都曾发生过类似的小故障，不过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些奥运火炬熄灭的信息都被有关方面屏蔽掉了。一簇火焰而已，无论是主动熄灭还是被动熄灭，或是意外熄灭，都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要相信公众会有一个心理适应和接受的过程。或许可以说，火炬的熄灭，也意味着一个某种“迷信”的破除——很多时候，人们忘记了奥运火炬所宣扬的精神，而它的象征意义却被过分关注。 奥运柔道冠军、法国运动员大卫·杜耶原本很有热情地参与到火炬传递中，但事后却转为失望和愤怒，据杜耶讲述，当巴黎街头的混乱局面一时无法控制，来自北京的工作人员未加任何解释，一把就拧灭了杜耶手中的火炬。在杜耶看来，自己视奥运火炬如生命，中方人员如此不礼貌的行为伤害了他作为火炬手的感情。而杜耶的不满被媒体传播出去，形成难以估量的放大效应。 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交流，在奥运火炬巴黎站的传递中，法国舆论渐渐对中方组织者形成不佳的印象：随意更改路线，行事“霸道”，不善沟通。 本刊特派英国的记者姜轶注意到，达赖方面的发言人通常都是西方人，他们熟悉西方人的思维和接受方式，更容易博得好感。假使把围绕奥运火炬传递而展开的活动而视为一场超级政治公关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目前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思维逻辑和行事方式，西方社会的媒体和民众很难理解，如果把这种因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的误解称为“妖魔化”，显然无助于误解的消除。 “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艰难参与完伦敦站的火炬传递，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感慨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虽然时不时都会为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而嗟叹、顿足，每每身在国外，我却是最强捍为祖国辩白的一个--有时候爱国不仅仅需要加颗红心在签名前面，或是传递一些短信，抵制某些超市，某些政治和利害纠葛实在丑陋，我喜欢关大结尾的那段话“2008年的春天，是一段疼痛的记忆。中国融入世界与世界认知中国，竟是在不安、敌意乃至冲突中开始的，没有人会喜欢这个开头，但也自有它的必然性，而且未必就意味着一个糟糕的结局。” 希望这个夏天会是疼痛之后的美丽。 PS：此上文字完全代表小荷的个人观点，如果被查封被抨击被敌视与任何他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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