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8日，我在《南方周末》提出了“证据确凿，立场公正，保护隐私，尊重人格”的主张，即“四原则”。6月30日，我又在《南方都市报》提出了“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的主张，即“三不问”。三不问，是批评的“前提原则”。四原则，是批评的“操作原则”。它们共同体现了我对批评的理想追求──自由而有序；或如6月25日我在《东方早报》所说，批评必须有，规则不能无。我质疑余秋雨，就是要证明“批评必须有”；批评李辉，则是要证明“规则不能无”。现在，我借事说理之目的，已基本达到；我要说的“理”，也有计划、有步骤地大体讲完，就等李辉先生回应了。

其实，李辉先生目前尚未回应，原因很简单──不在国内。但是，李辉先生出国前，我们两个楚人，已通过《长江商报》表达了相互的敬意和讨论的诚意。《长江商报》的刘敏先生，也在6月12日的评论员文章中，阐述了这场辩论的公共意义。这篇文章，我附在后面，希望出以公心而关注此事的朋友都读一读。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公布我的捐款证明。按道理，我是没有义务公布的。我在回答《广州日报》记者张素芹的采访时说得很清楚，要求一个人公布捐款证明，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公众人物、公开捐款、遭到合理质疑。我没有遭到合理质疑，因此我无须公布。但“捐款门”事件既已告一段落，为表示公平，我仍愿意公布如下：

捐款人：易中天。
捐款数额：人民币捌万元整。
宣布捐款时间：2008年5月13日。
捐款到账时间：2008年5月19日。
捐款方式：通过银行转账。
接收捐款单位：中国扶贫基金会。
收据号：00145935。备注：地震。
荣誉证书签发人：段应碧。
收据及荣誉证书已由山东卫视记者验看并拍照。

易、李之辩的公共意义◇本报评论员　刘敏  2009-6-12 长江商报

文怀沙事件波澜再起，易中天和李辉两位先生正为此进行一场公共辩论。这场辩论，主要呈现在报纸上，以文章及回应的形式进行。辩论中，道德批评的底线，质疑的话语方式等问题逐渐凸现。这正是易李之辩超越个人的公共意义所在。
　　其一，要不要质疑文怀沙。如果有事实出入、真相被遮蔽、名实不符的情况，无论是个人还是历史，都是有必要提出疑问的。这一点，易中天和李辉存在共识。

　　其二，可不可以质疑文怀沙。质疑是一种言论，言论是自由的，只要不变成实体权力的限制和打压行为，质疑当然是可以的。如果质疑无据或编造事实，而有可能成为诽谤、造谣，被质疑者可以提起诉讼。质疑者和被质疑者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易、李二人在可不可以质疑问题上，也存在共识。

　　其三，怎样质疑。这就涉及到质疑的话语方式问题，两人出现了分歧。易中天先生不反对质疑，但反对李辉“质疑的方法”，因为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重要得多。李辉回应，“没有了质疑本身的具体对象与语境，又如何单纯就其所谓方式继续深入争论和探讨下去呢？”
　　的确，质疑的方法有时候比质疑的对象、质疑的结果更加重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一向宽容“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国度，即使这个目的是无比正义的。这样的事情，几十年前在我国达到顶点，其教训相当沉痛。因此，这场辩论或利于把质疑的方式方法问题辨析清楚，这有相当的公共价值。
　　其四，质疑特别是道德质疑的底线问题，是易、李二人的又一个分歧。易中天先生说的“道德飙车”，就是认为李辉的质疑已经过了“度”，逾越了底线。
　　毫无疑问，道德质疑存在底线和边界。但是，这个底线是什么，边界在哪里，并不能由某个具体的机构或人一劳永逸地划定，而是社会达成共识、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调适。
　　李辉是否“道德飙车”，易中天“道德飙车”的批评是否也是一种“道德飙车”？不能说不重要，但比这更重要、更有价值的是，道德质疑底线问题被鲜明地提了出来，我们无可回避。道德质疑的底线，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社会的道德标准，文化传统，对道德问题的接受和容忍程度等等。
　　易中天先生在最新的一篇回应中提到，他将撰写“道德批评”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文。李辉本人很期待，我们也同样期待，将这一问题放在台面上讨论，对其他各种公共讨论都有所裨益。
　　易、李二人的辩论还在继续，希望不要过早结束。任何一场公共辩论的目的，都不是要放倒哪个人，不是要成为自说自话，不是为占据绝对真理的你死我活的争斗，而是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分析问题、讨论问题，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讨论氛围，使社会大众共享知识、思想和智力互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