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已经过去，我们是否治好了这道“伤痕”？
解玺璋

  
在大约30年前，中国人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不久，还来不及认真思考自己的伤痛有多深，它们是怎样造成的，并将给自己带来哪些危害？但疼痛却是真实的，伤痕文学就是这疼痛所引发的阵阵呻吟。

  
卢新华发表短篇小说《伤痕》，是新时期“伤痕文学”出场亮相的一个标志。小说在否定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同时，试图唤起人性中对传统血缘人伦的诊视。而作为开山之作，此前已经有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从两个角度揭示了青少年的无知、愚昧和麻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最近重读这两篇小说，虽然没有了当时的切肤之痛，但无论是王晓华，还是谢惠敏，都仍然不能使我们心安理得。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已经无从体会这两个人的行为和思想。离开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她们很容易被人们当作两个怪物。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们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她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或者就是我们自己。记得《班主任》刚刚发表的时候，我还在工厂上班，读了这篇小说，我就曾对照谢惠敏这个人物检讨自己。我们之间有太多相似的东西。而王晓华与“叛徒妈妈”彻底决裂，与家庭决裂，八九年不和母亲通信、来往，甚至在母亲去世的时候都没能见上一面，这在当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实际上，她们所受到的伤害，主要不是皮肉之苦，也很少在身体的表面留下伤痕。她们的伤是内伤，伤在心里。

  
早已有人指出了“伤痕文学”的肤浅。这固然是历史的局限。在当时，作者只能把这一切归罪于“四人帮”。他们也只能从以往的历史中寻找支点来否定“文革”。不过，这其中也就蕴藏了一种走向传统的“寻根”意识。新时期文学很快从“伤痕”走向“寻根”，其内在的逻辑就在于此。从“十七年”到“民主革命”，从历史传统到上古神话，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儒释道”和“红色经典”，30年来，我们的文化和审美似乎从未走出这个怪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的趋势或倾向，即放弃对苦难和“伤痕”的批判性思考，而转向传统寻找心灵的抚慰。

  
这种倾向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至今我们仍然对“伤痕”不甚了了。我们没有找到这“伤痕”的病源，也就无从医治这“伤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疼痛感慢慢地减轻了，消失了，我们也就把这“伤痕”遗忘在脑后了。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伤痕”并没有被治愈，它就隐藏在我们社会的肌体中，伺机而动，就像那些隐藏很深的病毒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来，不断还有新的王晓华们、新的谢惠敏们在涌现。她们所做的事情或许已经翻新，行为方式或许也已改变，但思想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在自身封闭的体系中打转转。如果这一点不加以改变的话，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走出去。在大家都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真希望这是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