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办‘跳楼秀’”是一种饮鸩止渴
陈一舟
为讨薪、为感情纠纷而上演“跳楼秀”，有的甚至受雇于人，以“死”要挟来讨政府一个承诺。对于这种作秀成分居多的“自杀”行为，应该怎么样分清真假，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救助方式，以尽量降低社会公共资源的耗费? 针对吴振鑫等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建议，广州市公安部门近日在答复中表示，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处罚，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目前此法收效显著。（《南方日报》6月25日）
实话实说，我很反感将跳楼讨薪这种另类的维权方式“定义”为：“作秀成分居多的‘自杀’行为”，“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或许，在“跳楼秀”中，不能排除有心怀叵测者，但终归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万般无奈下的权利抗争，与作秀无关。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开玩笑”——如此对跳楼秀进行“有罪推定”本身就是荒谬和霸道的。
跳楼秀确实影响到了公共秩序，这毫无疑问。但跳楼讨薪的表演者们都是城市中的弱势者，将心比心地替他（她）们想一想，如果通过正常的渠道能保障自己的权利，谁还能去“赌命”？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试图以“出格”的行为引起舆论和政府部门的关注罢了。虽然在客观上破坏了公共秩序，但主观上却没有违法恶意——对此，公权力也好，社会也罢，都要给予一定的宽容。在我看来，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法办”跳楼维权者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万不得已，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不宜动用法律手段进行所谓的“严惩”。
事实上，以跳楼自杀相威胁，还有那些不惜牺牲尊严的裸体讨薪，无不暴露出制度保障的乏力甚至缺位。正因为制度保障的乏力，让很多弱势者的讨薪维权行为，充满了无助、悲哀和愤怒。甚至可以说，跳楼讨薪有可能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抡起严惩的大棒时，有必要先自我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穷尽了一切努力去回应和维护弱势者的权利诉求？劳动维权渠道是不是随时保持畅通无阻？

城市管理的难处需要考虑，公共资源的无谓消耗令人痛心，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一切的一切，并非是一个单纯由几个跳楼者所导致的结果。他（她）们的“冲动”，其实是弱势者权利屡屡受到侵犯、制度化维权途径不通畅、大众维权成本过高等权利语境的一个折射。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法办‘跳楼秀’”只能会进一步激化矛盾，注定是饮鸩止渴。试想，连生命都可以放弃，连尊严和道德也都可以不要，“劳动教养”的威慑力又有多大呢？不让跳楼讨薪，还可以脱衣讨薪，还可以用其他的吸引社会眼球的方式，去进行权利表达。到那个时候，请问公共管理者又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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