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晶成都、绵阳报道

绵阳九州体育馆的外墙，每天都有新的名单贴上。刘秀珍（化名）每次都迫不及待的在观看的人群中拨出一条缝，希望在密密麻麻的字迹中寻到那个在心里念了千百遍的名字。

她住在九州体育馆的二楼，这是绵阳市最大的灾民安置点之一。见到她的时候，眼角还挂着泪。递一张纸巾，接过来的手背上满是划痕。

她有个个头比自己还高的儿子，在北川中学读书，今年高二，从地震当天到现在一直下落不明。

“他可是个本分的娃，我保证他肯定能考上大学。”读大学，走出村庄，是刘秀珍对孩子最大的寄托。

上个月儿子要买手机，她怕影响学习，没答应。她不断为此懊悔着，“或许有了手机，他就能联系上了。”

事实上，在“5·12”地震发生后一段时间内，北川地区一直通讯中断，手机无法接收信号。

刘秀珍的家距离北川中学十几公里，儿子每天步行上学。地震发生的时候，她哭喊着从家中跑过去，中间没敢歇，到那感觉气都断了。

儿子上课的那个楼早就成了废墟一片，到处是碎石和瓦砾。“那个楼可是2004年刚刚盖起来的啊。”

大量的士兵陆续涌入，凭着简易的工具寻找生命的可能。她坐立不安，不时地把电筒递过去，盼着能帮上点忙。到夜里，天空开始下起绵绵细雨，她在外面一动不动，一直等到天亮。

但所有的期盼只是换来了失望。北川的部分灾民被陆续转移到绵阳九州体育馆，在焦急与无奈中，刘秀珍暂时离开了那片希望与失望并存的废墟。

这几天，电视节目中每播出一个救出人员，她就冲上去看，但距离地震发生已经六天了，尽管奇迹不断刷新，刘秀珍也感觉到希望在一点点的泯灭。

九州体育馆内，到处贴着寻人启事——从大的广告招贴到写着歪歪扭扭几个字的一张白纸，都是急切的心情。类似的启示在体育馆外沿路的电线杆上也随处可寻，有的还附有照片。一张寻人启事上写道，“周新宇，半岁婴儿，手带长命项圈。”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短短半年的小生命，就可能被推到生与死的边缘。

同样的故事到处都在上演。在成都市华西医院，不断更新的伤者名单成为另一条找寻亲人的出路。

此次地震中，这家医院接收和救治了大量病人。每一张名单中，都会注明年龄、姓名、来院时间以及处理后的状况（清醒还是意识障碍）。对应的网站（www.cd120.com）上还贴有照片。告示中写明查找流程，如果在名单中查找得到，可以到窗口问询伤员是在住院处还是观察病房，如果仍然没找到，可能已转移到其他医院。

今年11岁的李文倩住在华西医院住院二楼的骨科病房。小文倩的床头贴着一张白纸，“54床，李文倩，截肢手术后”。她来自汶川县映秀镇，因为左腿伤势过重，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手术。

文倩的爸爸妈妈在广州打工，地震发生后一直没能取得联系。小文倩的爷爷奶奶，地震后也一直毫无音信。

她清晰的记得那天下午，正在四楼上美术课，每个小伙伴都在专心画画，大概上了半节课，老师就开始呼喊大家下楼。才走到走廊，石头就铺天盖地的打到腿上，一块大大的预制板突然坠落，小文倩一下动弹不得。

病房里的人们利用亲戚朋友想各种办法找她的爸爸。跟她爸爸打通电话的那一刻，整个病房都欢呼起来。每个人都知道这对于一个承受巨大灾难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爸爸我口渴，给我带瓶水来。”文倩在电话里讲。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进水，文倩送到医院之后必须六小时后才能饮水，此前只能用蘸水的棉签润下嘴唇。

直到现在，文倩都不清楚她腿部的真相，她想象中的，就像动画片里的机器人，断了，可以接得上，“病好了以后我还可以继续跳舞。”

再次听到爸爸的声音，或许成为文倩最大的支撑，每次清洗伤口的时候都倔强得咬紧嘴唇，大滴大滴的汗落了下来。

更多的寻亲路，就是这样不断的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流转。

因为大儿子有智障的问题，37岁的时候，她有了靖雯。

地震当天，她拉着靖雯的手，一口气跑到山上，“当时什么都没想，就觉得高处安全”。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对的，地震形成的围堰水位不断攀高，临时搭设的帐篷改了两次。母亲带着靖雯翻越了整整5座山，才得以从北川逃出来，年仅7岁的小靖雯路上总是喊累。

靖雯的爸爸，至今杳无音信。她说自己现在什么都不敢想，“一个家没有了男人，就没了顶梁柱。”

“那就是我的娃，除了贪玩，别的都很好。”母亲站在临时“帐篷学校”的围线外，指着挂着一年级牌子的帐篷说。

母亲静静的等着靖雯下学，“现在她就是我最大的希望了。”

截至5月22日10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51151人遇难，失踪293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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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5年日本神户发生大地震时，就有人开创了“借助网络来寻亲”的先河；在美国红十字会建立的“卡特里娜飓风安全”(KatrinaSafe)网站上，被疏散的人们可以在上面登记自己的家庭住址和成员名称，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搜索失散的亲人。国内的一些商业门户网站也开始做这样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