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看待与反思天水替考案


天水市政府新闻办21日表示，发生在天水的高考舞弊案共发现高考替考考生23人，主要犯罪方式为“先移民、后作案”，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严重团伙作弊案件。2名组织者魏成甲、张玉茹已被刑事拘留，山东阳谷县农业局副局长霍继刚正在抓捕中。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天水跨省替考案”或将牵出更多的公职人员，疑团已经指向了阳谷县农业局局长燕兆启。（6月22日《东方早报》）

年年岁岁案相似，岁岁年年案重来。几乎每年，都会出现高考移民案。不是在东，就是在西；不是在南，就是在北。随手百度一下，“呼和浩特破获一起特大高考移民案件”、“天津查处高考移民案件”、“贵州查处500多名高考移民23件违规案件”等，比比皆是。这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是，2005年为封堵高考移民，海南省教育厅发“封堵令”。但是经高考移民考生及家长的积极“协调”，“封堵令”终成一纸空文。14天痛苦煎熬后峰回路转 340名移民考生惊险登陆。当然，“颠覆” 封堵令的，不是教育部门的自觉，不是“庶民”的呼声，而是“每一个能够成功移民的考生家庭里，至少有一位身份为科级干部以上的父亲或母亲”的背景。

反过头来看，虽然天水的高考舞弊案，在公共舆论持久的关注之下，已经逐渐“明朗”，但是这却让人一点都快意不起来。因为笔者知道，无论如何用“重典”杀鸡骇猴，无论最后能挖出多少个“局长”，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高考移民”现象。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高考移民”现象具有如此强的生命力？除了重典，究竟该用一种怎样的公共管理智慧，才能从根本上消弭高考移民？

其实，关于高考移民的产生原因及其诟病，公众耳熟能详心知肚明。高考移民“暗流汹涌”，无非是因为东西部教育投入和水平参差不齐、高招政策和分数线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比如北京市教育水平高、录取分数线低，都是众人皆知的秘密。而每年移民北京的考生，也不在少数。按户籍划定不同的分数线，凭借“户籍过硬”，低分者可以“天然”地排挤掉高分考生。也正因为如此，作为“理性人”的学生和家长，便走上了“高考移民”的“终南捷径”。在巨大的地区差异面前，每年都有大批的考生铤而走险。应该说，考生和家长是不应该谴责的，因为，按户籍划定不同的录取分数线，这一既不公平又无效率的公共政策显然已经背弃了公平公正价值。在“丧失了灵魂的公共政策”面前，高考移民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对这一不公平公共政策的挑战，具有一定的正义属性。

在对天水高考作弊案的关注中，愤怒的民意似乎都把矛头指向了“有本事”的考生家长和考生身上。但“高考移民”为什么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早就一语道破天机：“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了悬殊可达几十分甚至上百分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如此众多的高考移民铤而走险，甚至是不够一切法律，甚至冒丢官的之险，也在情理之中。

正视“病根”，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缩小差距，增进教育公平，才能根本上杜绝高考移民。因为，公平才是“打击”高考移民的根本。但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公共管理部门对于长期“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教育投入与招生政策，不进行反思和改革，现实中的教育差距不断拉大。另一方面，每年却又舍本逐末、缘木求鱼每年劳心费神的“联合打击”高考移民，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不能自拔。一句话，国民需要的，是能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公平和正义的高考制度。这个公共治理的悖论，该是到了拨乱反正和彻底清算的时候了。